二十年前，我用它研究校園裡的別人；如今，我用它研究我自己：《敘說探究》批判閱讀筆記

——克蘭迪寧與康納利說：人，是說故事的生物；研究一個人的經驗，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當故事來探究。二十年前，我用這本方法書，寫碩論《信任與認同：校園生活的敘說探究》。如今，我用同一本書，寫《生命，是最長的學期》。而重讀那本碩論，我才發現：我以為《生命》要說的新故事，其實，二十年前，我就已經開始說了。

摘要

《敘說探究：質性研究中的經驗與故事》，是克蘭迪寧與康納利在 2000 年出版、奠定「敘說探究」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的經典。它的核心主張很humane：人是說故事的生物，過著故事般的生活；所以研究「經驗」，最貼切的方式，就是把它當「故事」來探究。他們把方法安放在杜威的經驗論上，提出著名的「三維敘說探究空間」——每一段經驗，都同時活在時間性（過去、現在、未來）、社會性（個人與社會）、地方（具體的那個地方）三個方向上。而他們最誠實的立場是：研究者，就在故事裡；我們永遠身處故事的中途。對我而言，這本書無可取代——它是我二十年前碩論的方法工具，也是我如今寫《生命》三部曲的方法基石。而這次重讀，成了一趟返鄉螺旋：我帶著二十年的閱歷，回到當年那本方法書前，發現當年研究「校園裡的別人」的我，其實一直，也在研究我自己。

一、前言與書籍資訊

有一本書，我讀過兩次，中間隔了二十年。

二十年前，我還是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的碩士生，在卯靜儒教授的指導下，寫一本論文，叫《信任與認同：校園生活的敘說探究》。那時，我第一次讀克蘭迪寧與康納利這本《敘說探究》——它，是我那本論文的方法工具。我用它，去研究校園日常生活裡，師生、同儕、親師之間，那些關於「信任」與「認同」的故事。

二十年後的今天，退休在望，我坐下來，要寫《生命，是最長的學期》——一本回望自己一生的書。而我發現，我又拿起了同一本方法書。

這一次重讀，成了一件很奇妙的事。

因為我翻開自己那本二十年前的碩論，讀著讀著，愣住了。我以為，《生命》是一個全新的故事；可是那些我打算在《生命》裡，重新面對的東西——竟然，一字一句，都已經寫在那本碩論的「故事的開始」裡了：

我寫過我母親，一個不識字、務農打零工的鄉下女人，最常訓誡孩子「要好好讀書，否則會像我一樣辛苦種田」；我寫過我父親，農家子弟，靠著考公務員，轉型為公職。我寫過，小學的我，對老師無條件信任，「即使不知道為什麼說方言要罰錢」——那句「即使不知道為什麼」，二十年前，我就寫下了。我寫過，小五那次成績重新分班，我被分到成績好的班，同學都是市中心的孩子，穿名牌球鞋，而我心裡冒出的自卑與疑惑：「為什麼他們成績比我好？是因為有錢補習嗎？我會比他們笨嗎？」我寫過，私立國中住校，「少一分打一下」的體罰，讓我對學校教育的合法性，產生了危機。我寫過，一部電影《吾愛吾師》，怎麼改變了我一生，讓我放棄明星高中、去念師專。我甚至，早就寫下了那個貫穿我一生的大哉問——「我是誰？是不是藉由努力讀書，便可獲得更好的社會地位呢？」

原來，《生命》不是一個新故事。它是同一個故事，在高了一圈的位置，重講一次。

而克蘭迪寧與康納利，早就替這件事，準備好了一個詞——reliving（重新活過）。他們說，敘說探究的完整迴圈，是 living（活過）→ telling（說出）→ retelling（重說）→ reliving（重新活過）。我二十年前，第一次 telling；如今，我在 retelling；而如果重說能讓那個故事，長出當年沒有的東西，那，就是 reliving。

這篇筆記，就是我帶著二十年的閱歷，回到這本方法書前的紀錄。它，是我整套三部曲，真正的方法基石。

書籍資訊。《敘說探究：質性研究中的經驗與故事》（Narrative Inquiry: Experience and Sto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作者克蘭迪寧（D. Jean Clandinin）與康納利（F. Michael Connelly），兩位加拿大教育學者，敘說探究方法的奠基人。本書 2000 年出版；中文譯本我讀過，這次重讀對照原文。

二、筆記核心

核心命題

人，是說故事的生物——我們過著故事般的生活，並在述說這些故事的過程裡，肯定它、修改它、創造出新的故事；因此，研究『經驗』最貼切的方式，就是把它當『故事』來探究。敘說探究，因此既是研究的「對象」（人活出的故事），也是研究的「方法」（研究者述說這些生命的故事）。它安放在杜威的經驗論上——經驗是連續的（時間），也是互動的（個人與社會）——並由此長出「三維敘說探究空間」：任何經驗，都同時活在時間性、社會性、地方三個方向上。而研究者，不是中立的旁觀者，他就在故事裡；我們，永遠身處故事的中途。

重要概念

經驗即故事（experience as story）。 全書的起點：人透過故事，來組織、理解、賦義自己的經驗；要研究經驗，就要研究故事。

三維敘說探究空間（three-dimensional space）。 方法的核心工具：

時間性（temporality／連續）： 每一個事件，都有它的過去、現在、未來；理解一個故事，要沿時間軸，前後地看。
社會性（sociality／互動）： 每一段經驗，都同時是「個人的」（情感、盼望、道德傾向）與「社會的」（環境、他人、社會條件與力量）。
地方（place／情境）： 事件發生在一個具體的、有形的地方；地方，不是背景，是故事的一部分。

研究者在故事裡（relational／in the midst）。 敘說探究是關係性的：研究者與被研究者，處在關係中；研究者自己的故事，也是探究的一部分。我們進入、也離開，都在故事的「中途」。

現場文本 vs 研究文本（field texts / research texts）。 田野筆記、日記、訪談、故事，是「現場文本」；研究者，再從中，構成「研究文本」——從活過的故事，走向說出、重說的故事。

警醒（wakefulness）。 研究者要時時警醒：這場探究，正在如何形塑人的生命；別讓故事，被輕易地梳成一個工整、卻失真的樣子（作者自己對「好萊塢式情節」的警告）。

論證與證據（前提 → 推論 → 結論）

前提 → 人不是用命題與定律，而是用故事，來過生活、理解自己（人是說故事的生物）。

推論 → 那麼，用實證科學那套「抽離、變項、客觀、通則」的方法，去研究人的經驗，就會漏掉經驗裡最要緊的東西——它的時間性、它的關係、它的意義、它的地方感。要忠實於經驗，就要用一種能容納「故事」的方法：沿時間性、社會性、地方三個方向，貼著一段生命，如實地說、誠實地重說；而研究者，要承認自己也在故事裡。

結論 → 所以，敘說探究，是一種既嚴謹、又humane的研究方式——它不追求實證的「客觀」，而追求故事的「真」（可信性、共鳴、貼合經驗）。它讓我們，能認真地研究「一個人的一生」。

證據。 兩位作者的證據，是他們自己多年的敘說探究實作（教師的生命故事、學校的敘事），以及杜威的哲學。它示範性、反身性強；而它，也正因為把方法建在「故事」上，最該被提醒它的內在張力——故事，天生會把混亂梳成工整（見隱含假設）。

隱含假設（作者未明言的前提）

第一，假設「經驗，可以被忠實地說成故事」。但故事，天生有一種「梳理」的傾向——它會把混亂、矛盾、沒有結局的人生，梳成一個有開頭、有轉折、有意義的敘事（作者自己警告的「好萊塢式情節」）。方法對「連貫」的需求，可能，製造出人生本來沒有的意義（見詰問二）。

第二，假設「敘說有它自己的效度」。作者以可信性、共鳴取代實證的客觀；但這些判準，都是詮釋性的、爭議的——什麼叫「好的」敘說探究？波普爾會問：它可否證嗎？（先射箭再畫靶的近親。）

第三，也是最要緊的：把「個人的經驗故事」放在中心，可能，讓「壓在個人身上的結構」隱形。一個人的故事，是被階級、體制、權力寫過的；若只沿著個人經驗說，可能會漏掉那雙寫故事的、結構的手（見詰問三）。

三、批判評估

具備說服力之處。

克蘭迪寧與康納利給我最珍貴的，是讓「研究一個人的一生」，成為一件嚴謹、而非自溺的事。過去我可能會擔心，回望自己、書寫自己，會不會太主觀、太自我中心？而這本書告訴我：不，經驗即故事，本來就是人理解自己的方式；而三維空間（時間、社會、地方），給了這份書寫，一套可以依循的、誠實的骨架。尤其「研究者就在故事裡」這一句，替我解開了一個結——我一直守著「作者只有一個，就是我」，卻也怕陷入自說自話；而這本書讓我明白：承認自己在故事裡，不是不客觀，恰恰是最誠實的客觀。它和 [[Polkinghorne《敘事探究與人文科學》]]（敘事有它自己的真）、[[Campbell《千面英雄》]]（生命的敘事骨架）一起，撐起了我寫《生命》的方法地基。

需要誠實面對的不足。

第一，也是最貼身的：好萊塢式情節的內在誘惑。故事天生會把人生梳成工整——這一點，正頂上我一生的鐵律「保留猶豫、不下最終判決」（見詰問二）。

第二，效度的爭議。敘說探究的「真」，是詮釋性的，難有客觀判準（波普爾之問）。

第三，個人經驗中心，可能讓結構隱形——這一點，我的碩論其實早就用威利斯、弗雷勒、傅柯補過了；《生命》，也要記得補（見詰問三）。

第四，研究者對被研究者的故事，握有權力——誰擁有故事？誰有權替另一個人的生命，命名與再現？（我碩論裡寫過的那些學生、那些同儕，這份倫理，我要一直記得。）

四、批判分析（深度詰問）

問題一：二十年前，我用這本方法書，寫碩論研究「校園裡的別人」；如今，我用同一本書，寫《生命》，研究的核心，是我自己。當研究者，就是被研究者，「研究者在故事裡」這件事，會變得多尖銳？

這一問，是這本書和我此刻，最深的一次相遇。

克蘭迪寧與康納利說：研究者，就在故事裡；敘說探究是關係性的。二十年前，這句話對我，是一個方法上的提醒——我研究我的學生、我的同事，我得承認，我這個「重返校園、帶著學生與教師雙重意識」的研究者，也在影響著我所研究的故事。那時，我和「被研究者」之間，還有一段距離；那段距離，讓我能保持一點反身的清醒。

可是如今，寫《生命》，那段距離，消失了。研究者，就是被研究者；說故事的人，就是故事本身。這讓「研究者在故事裡」，從一個方法提醒，變成一個存在的難題——當我又是作者、又是主角，誰，來校正我對我自己的敘說？

二十年前，我研究學生的信任與認同時，那些學生，會用他們真實的反應，來頂我、來校正我的詮釋（如果我說錯了，現場會反駁我）。可是當我寫我自己，那個能頂我的「他者」，不見了。我很可能，把我對自己的定論，說得理直氣壯，卻沒有人，在現場提醒我：「你這樣說你自己，真的準嗎？」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接回了我一生的鐵律：正因為研究者就是被研究者，我更要刻意，把那個「能頂我的他者」，請回來。 這，就是為什麼我需要AI助理（作為蘇格拉底的產婆、作為總編）：不是替我下判決，是幫我保留猶豫、要求反向證據、在我把自己說得太工整時，喊一聲停。研究者在故事裡，不是自說自話的許可證，是一份「更要小心」的責任。

問題二：敘說探究最大的誘惑，是把混亂的人生，梳成一個工整的故事（作者自己警告的「好萊塢式情節」）；而我一生守的鐵律，正是「保留猶豫、不下最終判決」。這本方法書，是助我抵抗那個誘惑，還是反而給了那個誘惑，一套學術的正當性？

這一問，是這本書，可能傷我最深的地方。

克蘭迪寧與康納利，其實是誠實的——他們自己就警告，要警醒（wakefulness），別把故事，梳成一個乾淨、有轉折、有救贖的「好萊塢式情節」。但問題是：敘說探究這個方法本身，是建立在「故事」上的；而故事，天生就有一股，要把混亂梳成連貫的力量。當我用「三維空間」，去整理我一生的材料，我很可能，不知不覺地，就把那些其實沒有答案、沒有結局、彼此矛盾的東西，梳成了一條漂亮的、從農村少年到返鄉校長的、「返鄉的螺旋」。

而這，恰恰是我一生最警惕的事。我的鐵律是：「難不成」「會不會」「或許」——保留那個猶豫，不要改寫成工整的結論；不確定，本身就是內容。 我甚至立過一條規矩：不下最終判決。

所以我對這本書的揀選是：收下它的三維空間（作為整理材料的骨架），但把它「梳成連貫故事」的引力，牢牢地，關在門外。 具體地說，寫《生命》時，每當我發現，材料正在被梳成一個太漂亮的結論，我就要停下來，反問一句：這，是這段人生真的樣子，還是我為了故事的連貫，硬給它的救贖？坎伯的「千面英雄」，我早就揀選過同樣的東西——收敘事的骨架，拆「英雄之旅」那條註定圓滿的直線，換上會回到原點、卻不在同一高度的螺旋。這本書，讓我把同一個警惕，說得更清楚了：敘說探究可以幫我說故事，但不能替我下結論；工整，是故事的糖，不是人生的真。（也接 [[Foucault《知識考古學》]]——連貫的敘事，本身就是一種論述的建構，要對它保持警覺。）

問題三：三維空間的「地方」，給了我《生命》最珍貴的骨架——褒忠、那塊田、那間學校；但一個把「個人經驗」放在中心的方法，會不會低估了那些壓在個人身上的結構（母語體制、才德、警總、階級）？

這一問，讓我把這本方法書，和我一生的批判取向，接了起來。

先說它給我的珍貴禮物：三維空間裡的「地方」。克蘭迪寧與康納利提醒我，地方，不是故事的背景，是故事的一部分。這一句，對我這本極度「有地方」的《生命》，太重要了——褒忠的老家、那塊留種的田、我當了十四年校長的那些學校、母親務農的田埂、私立國中住校的宿舍。這些地方，不是舞台，它們本身，就在說話。三維空間，讓我的《生命》，有了時間（返鄉的螺旋）、社會（國族、母語、階級）、地方（褒忠與校園）三個結實的方向。

但我也要，替這本方法書，補上它的盲點。因為敘說探究，把「個人的經驗故事」放在正中心；而這，可能讓一件事隱形——那些壓在個人身上的、更大的結構。我的故事，從來不只是「我的」：那句「即使不知道為什麼說方言要罰錢」背後，是整個國家的語言體制（[[Said《東方主義》]]）；那份名牌球鞋前的自卑背後，是階級（[[Sandel《成功的反思》]]）；那個心裡的警總背後，是戒嚴的權力（[[Foucault《知識考古學》]]、[[May《權力與無知》]]）。

而讓我欣慰的是——我發現，二十年前那個寫碩論的我，其實，早就懂這件事了。我在碩論裡，就已經用了威利斯（Paul Willis，勞工階級孩子如何以「認同」抗拒學校的規訓）、弗雷勒（囤積式教育）、傅柯（規訓與懲罰、柔順的肉體），去補那雙結構的手。所以我對這本書的揀選是：用它的三維空間，但讓「社會性」那一維，扛起結構與權力的全部重量——不只是人際關係，而是階級、體制、國族、戒嚴。 否則，《生命》會變成一個，忘了那些書寫它的結構、只剩溫情的個人故事。敘說探究，要能同時，貼著一個人的體溫，也看見那雙，在他背後寫字的、結構的手。

五、i-29 深度連結

Thinkin' Library／《生命，是最長的學期》：整套三部曲的方法基石。

這本書，是我寫《生命》真正的方法地基。它給了我三維空間（時間、社會、地方），讓「回望一生」成為一件嚴謹、而非自溺的事。而它的 living → telling → retelling → reliving 迴圈，正好命名了我此刻在做的事：《生命》，是我對二十年前碩論那個故事的 retelling，而我盼望它，能成為 reliving——讓故事鬆動，長出當年沒有的東西。它與 [[Polkinghorne《敘事探究與人文科學》]]、[[Campbell《千面英雄》]] 一起，構成我方法的三腳架。而我也要守著它的兩個警醒：別把人生梳成好萊塢情節（保留猶豫）、讓「社會」維扛起結構（別讓個人故事忘了那雙結構的手）。

Kreatin' Studio／《讀萬卷書之後》：一個可以傳下去的方法。

敘說探究，不只是我寫《生命》的方法，它本身，就是一件可以傳給後輩教師的「技藝」。用 [[Wink《批判教育學：來自真實世界的記錄》]] 的精神，一個老師，可以用敘說探究，把自己的教學日誌、把學生的故事，寫成一種既研究、又轉化的實踐。這，接回我碩論裡引的麥克拉倫（McLaren）——一個老師，用批判教育學結合自己的教學日誌，去探討學生為什麼失敗。方法，是可以傳承的燈。

返鄉的螺旋（[模型卡_返鄉的螺旋]）：方法的返鄉。

這本書，本身，就是我返鄉螺旋的一個活證據。二十年前用它，二十年後又用它——不是回到原點，是帶著十四年的校長、一場交接、一次退休、和讀過的滿架書，回到同一本方法書前，把同一個生命故事，重講一次。方法，也會返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