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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是二十世紀政治哲學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奠基性文獻。這本書試圖回答一個根本問題：什麼樣的社會安排，才是公平正義的？羅爾斯的方法，是一個思想實驗——「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如果你在選擇社會制度之前，不知道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階級、種族、性別、能力），你會選擇什麼樣的社會？他的答案，產生了兩個正義原則：第一，所有人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第二，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必須對最不利者（The Least Advantaged）最有益。這個「差異原則（Difference Principle）」，為積極差別待遇（Positive Discrimination）提供了最有力的哲學依據，也深刻影響了我在教育現場對弱勢學生和特殊兒童的政策立場。

若你不知道你是誰：《正義論》批判閱讀筆記

一、前言：無知之幕後面，你會選擇什麼樣的學校？

考校長的時候，我寫了一篇關於特殊教育融合政策的教育哲學論文。在思考「為什麼資源班的學生應該受到更多的資源支持」這個問題時，我遇到了羅爾斯。

他的無知之幕，提供了一個最清晰的思想實驗：如果你在選擇要成為哪個學生之前，不知道自己是否會有學習障礙、是否來自貧困家庭、是否是原住民、是否是新移民第二代——你會希望學校的資源，怎麼分配？

這個問題，比任何道德說教都更有說服力——它不訴諸同情（「這些可憐的孩子需要幫助」），而是訴諸理性的自利（「如果我可能是任何一個人，我希望最不利的位置，得到額外的支持」）。

這個洞見，改變了我對「積極差別待遇（Positive Discrimination）」的理解：它不是對強勢群體的不公平，而是在真正公平的條件下，對所有人都最合理的選擇。

研究所時期讀羅爾斯，是純粹的哲學興趣；校長考試時讀羅爾斯，是尋找政策依據；2026 年重讀羅爾斯，帶著 i-29 Lab 的框架，是試圖理解：什麼樣的農場、什麼樣的知識分享、什麼樣的創作，才是對「作為公平的正義」的真正實踐？

二、筆記本體

1. 書籍資訊

書名： 《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
作者： 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
年份： 1971 年（修訂版 1999 年）
閱讀時間： 研究所時期首讀；考校長時深讀；2026 年 3 月以 i-29 Lab 框架重讀整理
為何閱讀： 尋找「積極差別待遇（Positive Discrimination）」的哲學依據，以及理解什麼樣的社會安排才是真正公平的——這個問題，對教育政策（特殊教育資源分配）和農場社區設計（誰受益，誰應該獲得更多支持），都是根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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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心命題

「作為公平的正義（Justice as Fairness）」，要求我們從「原初狀態（Original Position）」出發選擇正義原則——在「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後面，不知道自己在社會中的任何具體位置，合理的人會選擇什麼樣的社會基本制度？羅爾斯論證，理性的人在這個狀態下，會選擇兩個正義原則：（1）每個人享有最廣泛的基本自由，且與他人的同等自由相容（平等自由原則）；（2）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必須（a）對所有人開放（機會平等）且（b）對社會中最不利者最有利（差異原則）。差異原則，是積極差別待遇最深刻的哲學基礎：它主張，不平等只有在幫助最不利者時，才能被證成。

一句話的濃縮：公平的正義，不是「每個人都一樣」，而是「那些最不利的人，得到最多的支持」——因為在無知之幕後面，每個人都可能是那個最不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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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概念

原初狀態（Original Position）： 羅爾斯的思想實驗的設置。原初狀態，是一個「道德的阿基米德點」——在這個假想的狀態下，選擇社會制度的人，不知道自己將在這個社會中扮演什麼角色，因此他們選擇的原則，不會被個人利益所偏袒。原初狀態，不是一個歷史的事實，而是一個規範性的思維工具——它讓我們想像：如果選擇是公平的（沒有人能夠為自己的位置設計有利的規則），我們會選擇什麼樣的社會制度？
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 原初狀態的核心裝置。在無知之幕後面，人不知道：自己的階級和社會地位、自己的天賦和能力、自己的善觀念（價值觀）、自己所生活的社會的特殊情況，以及屬於哪一個世代。這種「無知」，不是真正的無知，而是一種方法論的假設——讓人能夠從公平的立場選擇正義原則。
平等自由原則（Equal Liberty Principle）： 羅爾斯的第一個正義原則。每一個人，都應當享有最廣泛的基本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人身自由、政治參與的自由等），只要這些自由與其他人的同等自由相容。第一原則，在優先性上高於第二原則——自由的保障，不能因為增加社會效益或物質平等而被犧牲。
差異原則（Difference Principle）： 羅爾斯的第二原則的第二部分，也是他最獨特和最重要的貢獻。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只有在對社會中「最不利的人（The Least Advantaged）」最有利的條件下，才是可以被證成的。差異原則，是積極差別待遇的最強力的哲學基礎：它說，不平等本身不是問題，問題是不平等是否服務於最不利者的利益。
作為公平的正義（Justice as Fairness）： 羅爾斯對自己整個正義理論的標籤。「公平」，不是「平等（Equality）」，而是一種特定的程序性概念：在一個對所有人都公平的選擇過程（原初狀態）中，所達成的共識，才是真正正義的。
原初立場的選擇：最大最小策略（Maximin Rule）： 在無知之幕後面，理性的人會選擇哪個策略？羅爾斯論證，在這種不確定性（不知道自己的位置）下，理性的人會採取「最大最小（Maximin）」策略——最大化最壞情況的結果：他們會選擇一個「即使處於最不利的位置，仍然能夠接受」的社會制度。這解釋了為什麼差異原則（關注最不利者）是理性的選擇。
社會基本財（Primary Goods）： 羅爾斯論證中的關鍵概念。社會基本財，是「任何理性的人，無論其善觀念如何，都會希望擁有更多的東西」——包括：基本自由、機會、收入和財富、自尊的社會基礎。正義原則，規范的是這些社會基本財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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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論證結構

前提 → 現有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正義理論，有一個根本缺陷：它允許為了「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而犧牲少數人的基本權利。功利主義，缺乏對個人的尊重——它把人當作「最大化總效用的工具」，而非「有其自身尊嚴的個體」。

推論 → 真正的正義理論，必須建立在「對每一個個體的平等尊重」的基礎上，而非「最大化整體效用」。羅爾斯透過「原初狀態」和「無知之幕」的思想實驗，論證：在一個對所有人都公平的選擇過程中，理性的人會選擇「平等自由原則」和「差異原則」，而非功利主義的「最大化總效用」原則——因為在不知道自己位置的情況下，沒有人願意冒被犧牲的風險。

結論 → 一個公正的社會，應當以「作為公平的正義」的兩個原則為基礎：保障每個人的基本自由（第一原則），並且在允許不平等存在的條件下，確保這些不平等對最不利者最有益（第二原則）。這個結論，為積極差別待遇（對弱勢群體的額外支持）提供了强有力的哲學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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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證據

哲學論證： 羅爾斯主要使用哲學論證（思想實驗、概念分析、一致性检验），而非經驗數據。他的論證，是「反思性均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方法——在「直覺判斷」和「一般原則」之間，反覆調整，直到達到最大的一致性。
對功利主義的批評： 透過具體的「反例」（如允許奴役少數人以增加多數人的幸福），論證功利主義的不充分性，作為差異原則更合理的論據。
對契約論傳統的延伸： 羅爾斯把他的理論定位為「社會契約論（Social Contract Theory）」的現代發展（洛克、盧梭、康德），透過「原初狀態」取代了傳統的「自然狀態」假設，論證哪些原則是理性的人在公平條件下會選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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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隱含假設

假設一： 在「無知之幕」後面，「理性的人」會採取「最大最小（Maximin）策略」。但批評者（如阿羅（Arrow）、哈桑尼（Harsanyi））指出，在不確定性下，採取「期望效用最大化（Expected Utility Maximization）」的策略，在邏輯上同樣合理——甚至更合理。羅爾斯對「最大最小策略的合理性」的論證，並不完全令人信服。
假設二： 「社會基本財（Primary Goods）」是所有理性的人都希望擁有更多的。但不同的文化和生活觀，對「什麼是基本的」，有不同的理解——一些批評者（如沈恩（Sen）、努斯鮑姆（Nussbaum））指出，羅爾斯的「社會基本財」清單，帶有特定的自由主義文化預設，而非真正普遍的。
假設三： 正義的問題，可以透過「程序（原初狀態）」而非「實質（什麼是真正好的生活）」來回答。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的批評者（如桑德爾（Sandel）、麥金太爾（MacIntyre））指出，羅爾斯的「無負荷的自我（Unencumbered Self）」——一個在選擇社會制度之前，沒有任何特定的社群身份和價值觀的人——是一個不真實的抽象，而非真實的人類主體。
假設四： 正義的問題，主要是在民族國家的框架內解決的。羅爾斯的《正義論》，主要討論的是單一社會內部的分配正義；他沒有充分地處理全球正義問題——如富國對窮國的責任、移民和難民的正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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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批判評估

具備說服力之處：

「無知之幕」，是整個西方政治哲學中，最有說服力的思想實驗之一。它的力量，在於它把「正義」從「道德義務」或「同情心」的問題，轉化為「理性自利」的問題——你不必是聖人，才能支持對弱勢群體的積極差別待遇；你只需要接受一個思想實驗：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誰，你會希望什麼樣的社會制度存在？

差異原則，為「積極差別待遇」提供了最強有力的哲學依據，同時澄清了一個常見的誤解：積極差別待遇，不是「讓強者讓步給弱者」（這種說法，讓強者感到不公）；而是「任何不平等，只有在對最不利者有利的條件下才合理」（這是一個對所有人都可以理性接受的原則）。

需要誠實面對的不足：

第一，「最大最小策略」的理性依據，是有爭議的。 哈桑尼論證，在不確定性下，採取「期望效用最大化」（而非最大最小）的策略，在邏輯上更合理。羅爾斯對「為什麼理性的人在無知之幕後面，會選擇最大最小策略」的論證，不夠充分，這是整本書中最薄弱的環節之一。

第二，「無負荷的自我」的問題。 社群主義批評者（特別是桑德爾在《自由主義與正義的侷限》中的批評）指出，羅爾斯假設了一個在選擇社會制度之前，沒有任何特定社群身份、價值觀或人際連帶的「無負荷的自我」——但這樣的自我，根本不存在。真實的人，是在特定的社群和文化中形成的，帶著深刻的文化價值觀和社群身份——無知之幕，可能要求人們放棄的東西，比羅爾斯所承認的更多、更根本。

第三，全球正義問題的忽視。 羅爾斯的框架，主要適用於單一社會內部的分配正義，而對全球不平等（富國和窮國之間的差距）的責任問題，處理得不充分。如果差異原則適用於一個社會內部，為什麼它不適用於全球範圍？羅爾斯後期在《萬民法（The Law of Peoples）》中試圖回應這個問題，但他的回答，被很多全球正義論者認為不夠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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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與 i-29 Lab 的連結

Thinkin' Library（系統思考）：

羅爾斯的「反思性均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方法，是 Thinkin' Library 整個批判閱讀系統的認識論基礎之一。反思性均衡，不是從抽象原則演繹出具體判斷，也不是從具體直覺歸納出抽象原則，而是在兩者之間持續地調整——讓直覺和原則相互檢驗，直到達到最大的一致性。這和 i-29 Lab 的批判閱讀方法（在具體的生活問題和抽象的思想框架之間，持續地移動），有根本的認識論共鳴。同時，差異原則，讓我在評估任何政策或制度時，都問：「這個政策，對最不利的人有什麼影響？如果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是那個最不利的人，我仍然會支持這個政策嗎？」

Beein' Farm（永續行動）：

差異原則，對種子教室的設計，有直接的應用意涵。在設計農場教育的資源分配時，我需要問：「我的種子教室，對社會中哪些群體最有利？對那些最不利的群體（農業勞動者、低收入家庭、農村弱勢族群），我的農場教育計畫，提供了什麼？如果我在無知之幕後面（不知道自己是城市中產還是農村弱勢），我會如何設計這個農場教育計畫？」這個問題，讓農場的設計，從「為有興趣的城市人提供農業體驗」，轉向「為所有人，特別是最不利的人，提供真正有意義的農業連結」。

Kreatin' Studio（數位創作）：

無知之幕，對 Kreatin' Studio 的創作倫理，有一個重要的啟示。我在創作批判閱讀筆記、農場故事和教育分享時，我的讀者，主要是誰？是和我背景相似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城市人，還是農村的農業勞動者、教育資源匱乏的地區的學習者？如果我在無知之幕後面，不知道自己的讀者是誰，我會如何設計 Kreatin' Studio 的內容？這個問題，讓我開始思考：如何讓我的創作，不只是對已有文化資本的人「錦上添花」，而是對那些最需要這些洞見的人，有真正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

三、批判分析：論證的深層問題

問題一：「最大最小策略」是在不確定性下，理性的唯一合理策略嗎？

羅爾斯論證，在無知之幕後面的不確定性下，理性的人會選擇「最大最小（Maximin）策略」——最大化最壞情況的結果。他的理由是，在這種不確定性下，人們不願意冒被置於最不利位置的風險，因此會選擇一個「即使處於最不利位置，仍然能夠接受」的社會制度。

但哈桑尼反駁說，即使在不確定性下，「期望效用最大化」才是更合理的理性策略——如果每個人被置於每個位置的概率是相等的（因為他不知道自己在哪裡），那麼理性的人會選擇「平均效用最高」的制度，而非「最差位置最好」的制度。這個分歧，在技術層面，沒有定論——這讓羅爾斯的論證，在「為什麼差異原則是理性的選擇」這個關鍵點上，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

問題二：社群主義的挑戰——「無負荷的自我」是真實的人嗎？

桑德爾（Michael Sandel）在《自由主義與正義的侷限（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中，對羅爾斯的最重要的挑戰是：無知之幕，要求人們放棄所有關於自己的特定身份——家庭、友誼、社群、文化傳統、宗教信仰。但這些，恰恰是「讓我成為我」的東西；一個在無知之幕後面的「我」，根本上就不是真實的我——它是一個空洞的、「無負荷的」抽象概念。

這個批評，有其力量：如果我不知道自己是一個佛教徒、台灣人、農村出身的校長，我真的能夠在原初狀態下做出有意義的選擇嗎？羅爾斯後來在《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中，部分地回應了這個批評，把他的理論重新定位為一種「政治性」而非「形而上學性」的理論——但這個回應，是否完全令人滿意，仍然是哲學界的開放問題。

問題三：差異原則 vs. 能力方法（Capabilities Approach）——哪個更接近真正的正義？

阿馬蒂亞·沈恩（Amartya Sen）和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提出了「能力方法（Capabilities Approach）」，作為對羅爾斯的正義論的重要補充和批評。他們論證，羅爾斯的「社會基本財（Primary Goods）」——以「資源（Resources）」為中心——不足以捕捉真正的正義所需要的東西。同樣的資源（如一定金額的收入），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轉化能力（Conversion Capacity）」——一個身體健全的人和一個殘障者，即使擁有同樣的收入，他們所能「做的事情（Functionings）」和「能成為的人（Capabilities）」，可能天差地別。

這個批評，對教育的「積極差別待遇」，有直接的意義：不只是給弱勢學生「同樣的資源」，而是給他們「達到同樣的能力（Capability）水平」所需要的資源——這個標準，可能比差異原則更嚴格，也更接近教育公平的真正意涵。

四、思想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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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 #1

標題：「無知之幕：在你知道自己是誰之前，你會選擇什麼樣的社會——這是公平的最清楚的試煉」

內容：

羅爾斯的「無知之幕」，是政治哲學中最優雅的思想實驗之一。它的核心邏輯：在選擇社會制度之前，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階級、種族、性別、能力、文化背景，你會選擇什麼樣的分配原則？ 這個問題，比任何道德說教都更有說服力——因為它不訴諸「對他人的同情」，而是訴諸「對自身利益的理性考量」。如果你可能是任何人——包括那個最不利的人——你會希望最不利的位置，得到什麼樣的保護？這個問題，幾乎必然地引導人們支持對弱勢群體的額外支持，因為那是每一個不知道自己是誰的人，都會為自己選擇的制度。

來源： 《正義論》John Rawls

延伸：

把無知之幕應用到教育政策：如果在你選擇台灣的教育資源分配制度之前，你不知道自己是否會成為一個有學習障礙的孩子、一個原住民學生、一個新移民家庭的第二代、一個貧困鄉鎮的學生——你會希望什麼樣的資源分配制度存在？幾乎所有理性的人，都會選擇「對最不利的學生，提供額外支持」的制度——因為那是在不知道自己位置的情況下，對所有人都最合理的選擇。這就是積極差別待遇的羅爾斯式理論依據。

關聯：

康德《實踐理性批判》「定言命令的普遍化測試」：羅爾斯的無知之幕，和康德的「你是否能意志你的準則成為普遍法則」，都是試圖從一個「公平的、排除個人偏見的立場」來評估道德和政治原則——兩者都是自由主義倫理學的核心工具
沙特「被迫選擇的自由」：沙特和羅爾斯，都強調選擇的根本性——沙特強調「存在先於本質」（你透過選擇創造自己），羅爾斯強調「在公平的條件下選擇創造正義的社會」——兩者都把「選擇」置於道德生活的核心
弗雷勒「對話者假設對方是主體而非客體」：弗雷勒要求把他者視為「主體（Subject）」，而非「客體（Object）」——羅爾斯的無知之幕，是這個要求的制度性版本：在無知之幕後面，每一個人都是「同等的主體」，因此選擇的結果，必須對每一個人都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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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 #2

標題：「差異原則：不平等本身不是問題，問題是不平等是否對最不利的人有利」

內容：

羅爾斯的差異原則（Difference Principle），是他對正義最原創的貢獻，也是對積極差別待遇最有力的哲學辯護。差異原則說：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只有在對社會中「最不利者（The Least Advantaged）」最有利的條件下，才能被證成。 這個原則，讓我們不必訴諸「平均主義（Egalitarianism，所有人完全平等）」，就能支持對弱勢群體的額外資源投入：我們不是在反對所有的不平等（那在實踐中是不可能的），而是主張，任何不平等，都必須以「讓最不利者也受益」為證成條件。這讓積極差別待遇，不是「對強者的不公」，而是「對所有人都公平的正義安排」。

來源： 《正義論》John Rawls

延伸：

差異原則，對特殊教育資源分配政策，有直接的應用意涵：將更多的教育資源投入到特殊需求學生、學習障礙學生、弱勢家庭學生，不是「對一般學生的不公」，而是在差異原則的框架下，對整個社會最公平的安排——因為在無知之幕後面，任何人都可能需要這種額外的支持，而一個不提供這種支持的教育制度，對可能處於這個位置的人，是不合理的。

關聯：

布赫迪厄「文化資本的不平等」：布赫迪厄論證，「平等」的教育制度（對所有人提供同樣的資源），在文化資本不平等的現實下，實際上是「不平等」的——這是差異原則的社會學支持：給所有人「同等」的資源，不等於給所有人「公平」的機會
加德納「多元智能：不同的學習者需要不同的支持」：加德納的多元智能理論，為差異原則的教育應用提供了認知心理學的支持：不同的學習者，需要不同形式的支持，才能達到「公平的學習結果」
沈恩「能力方法（Capabilities Approach）」：沈恩的能力方法，是差異原則的延伸——不只是「給最不利者更多的資源」，而是「給最不利者達到同等能力（Capability）所需要的資源」，這是比差異原則更嚴格的正義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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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 #3

標題：「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的問題，不是「誰更好」，而是「什麼原則，任何人都可以合理地接受」」

內容：

羅爾斯的「作為公平的正義（Justice as Fairness）」，是一種特定的正義觀：正義，不是關於「什麼是好的生活（What is the Good Life）」（這是多元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而是關於「在人們對「好的生活」有不同理解的情況下，什麼樣的社會制度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合理接受的」。這個「合理接受（Reasonable Acceptance）」的標準，是羅爾斯最重要的政治哲學洞見：在一個多元的社會中，正義不能建立在任何特定的「最高善（Highest Good）」上，而必須建立在「所有合理的人都可以接受的程序」上。無知之幕，正是這個「合理接受的程序」的操作化。

來源： 《正義論》John Rawls

延伸：

「作為公平的正義」，對種子教室的多元參與者設計，有重要的意義。農場教育的目標，不應當是「讓所有人接受同一個關於永續農業的善觀念」（那是把一個特定的「好生活」強加於他人），而應當是「讓不同背景、不同價值觀的人，都能在農場的互動中，有公平的參與機會」——這是「作為公平的正義」在農場教育語境中的應用。農場，是一個讓不同人的「善觀念」相遇的公共空間，而非一個推廣特定「好的農業生活方式」的傳道場所。

關聯：

波普「開放社會：沒有任何政治理念可以聲稱掌握「終極真理」」：波普和羅爾斯，都主張「政治正義，必須建立在所有合理的人都可以接受的原則上，而非任何特定的「終極真理」」——兩者是自由主義政治哲學最重要的當代表達
哈伯瑪斯（Habermas）「溝通行動理論（Communicative Action Theory）」：哈伯瑪斯的「理想的言說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和羅爾斯的「原初狀態」，有深層的哲學相似性——兩者都試圖定義一個「公平的」對話或選擇條件，以達成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共識
布魯納「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布魯納的互為主體性，是「作為公平的正義」在教育層面的認識論版本——真正的教育，是讓不同背景的學習者，在平等的條件下，共同建構知識，而非接受單一的「正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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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 #4

標題：「積極差別待遇的哲學依據：給弱勢者更多，不是「偏袒」，而是在無知之幕後面每個人都會選擇的公平」

內容：

「積極差別待遇（Positive Discrimination）」，在直覺上，往往讓享有優勢的人感到「不公平」——「為什麼要給他們更多？」羅爾斯的框架，提供了最有力的哲學回應：在無知之幕後面（不知道你是誰），每一個理性的人都會支持積極差別待遇——因為你可能是那個最需要額外支持的人。 積極差別待遇，不是「從強者那裡拿走，給弱者」（零和的不公）；而是「讓任何人，無論處於什麼位置，都有達到有尊嚴的生活和真正機會的條件」（對所有人都合理的公平安排）。它是差異原則的直接應用：任何不平等（包括資源的不均等分配），只有在對最不利者有利的條件下，才是可以證成的。

來源： 《正義論》John Rawls

延伸：

對特殊教育的積極差別待遇（資源班、個別化教育計畫、特殊教育教師的配置），羅爾斯的框架提供了最有力的辯護：這不是對「普通學生的不公」，而是在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會有特殊需求的條件下，所有人都會選擇的制度安排。更重要的是：這個框架讓我們改變了問「積極差別待遇是否公平」的方式——不是問「這對強者公平嗎？」，而是問「在無知之幕後面，這對所有可能的人都合理嗎？」

關聯：

沈恩「能力方法（Capabilities Approach）」：沈恩的能力方法，是積極差別待遇的「結果導向」版本——不只是給弱勢者更多的資源（投入的平等），而是確保他們達到同等的能力（結果的平等）——這是比差異原則更嚴格、也更直接地應用於教育公平的框架
弗雷勒「對話式教育和積極賦權」：弗雷勒和羅爾斯，都關注「最不利者（The Least Advantaged）」的賦權——弗雷勒透過教育的方式（批判性素養、意識覺醒），羅爾斯透過制度的方式（差異原則）
傅柯「正常化是另一種支配」：傅柯的批評，讓我們意識到，積極差別待遇，如果以「讓特殊學生「正常化」」為目標，可能複製了傅柯所批評的「正常化支配」——真正的積極差別待遇，應當是「讓每一個人，在自身的條件下，達到有尊嚴的生活」，而非「讓特殊者變得像一般人」

五、結語：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誰，你會選擇什麼樣的學校、農場和社會？

羅爾斯的問題，從來不老。

在考校長的那些年，它幫助我確立了一個對弱勢學生和特殊兒童的政策立場：積極差別待遇，不是施捨，不是偏心，而是在每一個合理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誰的條件下，最公平的選擇。

三十年後，帶著 i-29 Lab 的視角，這個問題，有了更廣的應用場域：如果我在設計 Beein' Farm 之前，不知道自己是城市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是農村的農業勞動者、低收入的老農、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土地擁有者——我會設計一個什麼樣的農場教育計畫？這個問題，讓農場的設計，從「滿足我的目標讀者（受過教育的、對永續有興趣的城市人）」，轉向「對每一個可能出現在農場的人，都提供真正有價值的學習機會」。

如果我在創作 Kreatin' Studio 的內容之前，不知道自己的讀者是教育背景良好的知識工作者，還是農村的年輕人、沒有機會讀大學的學習者——我會創作什麼樣的內容？這個問題，讓創作的倫理，從「對我的目標讀者有價值」，轉向「對每一個可能的讀者，都有真正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

無知之幕，不只是一個思想實驗，它是一個倫理的校準工具——讓我在每一個重要的決定面前，問自己：「如果我不知道我是誰，我會選擇這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