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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理查·柯恩的《製造歷史的人：從希羅多德到西蒙·夏瑪，如何形塑我們的2500年》（Making History: The Storytellers Who Shaped the Past），是一部橫跨兩千五百年的史學家群像書——從希羅多德（Herodotus）、修昔底德（Thucydides）到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吉本（Gibbon），再到現代的霍布斯邦（Hobsbawm）、夏瑪（Schama），柯恩追問：歷史，是誰寫的？為誰寫的？怎麼寫的？以及，「製造（Making）」歷史的史學家，如何透過他們的選擇、偏見、文學技巧和政治立場，形塑了人類對過去的理解。這本書的核心洞見，是：歷史，不是被「發現（Discovered）」的，而是被「製造（Made）」的——每一位史學家，都是「過去的建築師（Architect of the Past）」，透過他的選擇（什麼值得記錄、從誰的角度記錄），建構了一個特定版本的歷史。對 i-29 Lab 而言，這本書是整個歷史學閱讀脈絡的綜合性批判反省。

歷史是誰的故事？：《製造歷史的人》批判閱讀筆記

一、前言：讀完霍布斯邦和黑格爾，一個問題浮現了

在 Thinkin' Library 的歷史學主題閱讀中，我讀了霍布斯邦（論歷史的方法論）、黑格爾（世界史的哲學）、馬克思（歷史唯物論）和安德森（民族主義的歷史建構）。

每一位，都對「歷史是什麼（What is History）」有強烈的主張；每一位，都透過特定的理論框架，「看見」了特定的歷史，同時「忽略（或壓制）」了其他的歷史。

這讓我開始問一個更基本的問題：歷史，究竟是誰在製造（Making）？這些「製造歷史的人（History Makers）」，帶著什麼樣的動機、偏見和才能，把「過去（Past）」轉化為「歷史（History）」？如果每一個史學家，都是「製造（Making）」歷史，而非「發現（Discovering）」歷史，那麼我們如何評估不同版本的歷史的真實性和價值？

柯恩的《製造歷史的人》，是對這個問題，最全面、最博學、也最具娛樂性的回答——一部關於「歷史的歷史（History of History）」的書，帶著對史學家的深情和批判，走過了兩千五百年的史學傳統。

二、筆記本體

1. 書籍資訊

書名： 《製造歷史的人：從希羅多德到西蒙·夏瑪，如何形塑我們的2500年》（Making History: The Storytellers Who Shaped the Past）
作者： 理查·柯恩（Richard Cohen）
年份： 2022 年（英文原版）
閱讀時間： 2026 年 4 月（在完成歷史學主題閱讀系列——霍布斯邦、黑格爾、馬克思——之後，作為對「史學家群像」的綜合性反省）
為何閱讀： 在閱讀了大量的歷史學和歷史哲學著作之後，試圖透過柯恩對「製造歷史的人（History Makers）」的全面分析，理解「史學家（Historian）的角色（Role）、偏見（Bias）和責任（Responsibility）」，以及「歷史的製造（Making of History）」對當代公共生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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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心命題

歷史，不是一個「等待被發現（Waiting to be Discovered）」的客觀事實的集合，而是由具體的人（史學家、編年家、說故事的人）透過特定的選擇（選擇記錄什麼、忽略什麼、從誰的角度敘述）主動地「製造（Made）」出來的。每一位重要的史學家，都是「過去的建築師（Architect of the Past）」——他們的社會位置（階級、性別、民族、時代）、政治立場（保守或激進）、文學才能（能否把歷史寫得引人入勝）和研究方法（廣泛引用原始資料還是依賴二手来源），共同決定了他們所「製造（Made）」的歷史版本。歷史寫作（Historiography），因此，既是一種「科學（Science）的努力（尋求真實）」，也是一種「藝術（Art）的实踐（把過去的複雜性，轉化為可讀的敘事）」，同時也是一種「政治行動（Political Act）（選擇誰的故事值得被講述，誰的被遺忘）」。

一句話的濃縮：歷史，是被「製造（Made）」的，而非被「發現（Discovered）」的——理解「誰製造了歷史（Who Made History）」和「如何製造（How It Was Made）」，是批判性歷史意識（Critical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最重要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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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概念

史學家的傳記（Biography of Historians）： 柯恩最重要的方法論選擇，是把「史學家的生平（Life of the Historian）」和「他的歷史著作（His Historical Work）」，放在一起分析——理解「史學家是誰（Who the Historian Is）」，是理解「他的歷史為什麼是這樣（Why His History is as it is）」的前提。一個「奴隸出身的史學家（Slave Historian）」，對羅馬帝國的叙述，會和一個「元老院議員出身的史學家（Senator Historian）」的敘述，有根本的差異——因為他們的「社會位置（Social Position）」，決定了他們能夠「看見什麼（What They Could See）」，以及「選擇記錄什麼（What They Chose to Record）」。
歷史的文學性（Literary Nature of History）： 柯恩，作為前書籍編輯（Book Editor），對「歷史的文學品質（Literary Quality of History）」有特別的關注。他論證，最偉大的歷史著作（如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既是嚴謹的歷史研究，也是卓越的文學作品——歷史的「說故事能力（Storytelling Ability）」，不只是裝飾，而是歷史如何被理解、記憶和影響後代的關鍵因素。
歷史的政治性（Political Nature of History）： 柯恩透過大量的案例，論證歷史寫作，幾乎從未是「政治中立（Politically Neutral）」的——從古代的「為君主服務的史官（Court Historian）」，到現代的「為民族國家服務的歷史（Nationalist History）」，到馬克思主義的「為無產階級服務的歷史（Marxist History）」，到後殖民的「為被殖民者發聲的歷史（Postcolonial History）」，歷史寫作，總是在特定的政治框架中進行，服務于特定的政治目的。
歷史的性別（Gender of History）： 柯恩專門討論了「歷史寫作的性別問題（Gender Issue in History Writing）」——在歷史上，「史學家（Historian）」幾乎清一色是男性；女性的歷史（Women's History）和女性史學家（Women Historians），在傳統的史學傳統中，被系統性地邊緣化。現代「性別史（Gender History）」和「女性史學（Women's Historiography）」，是對「歷史的男性中心主義（Androcentrism of History）」的根本性挑戰。
歷史的娛樂性（Entertainment Value of History）： 柯恩的一個有趣的洞見：偉大的史學家，往往也是偉大的「說故事的人（Storytellers）」——希羅多德的故事充滿了奇聞異事（有時候在歷史準確性上有疑問）；吉本的散文體歷史，以其機智和文學優雅而著名；而現代的「流行歷史（Popular History）」，透過電視、播客（Podcast）和通俗歷史書，讓更廣泛的公眾，接觸到歷史的知識和樂趣。
數位時代的歷史（History in the Digital Age）： 柯恩討論了數字技術（Digital Technology）如何改變歷史的「製造（Making）」——大規模的數字化（Digitization，把大量的歷史文件數字化），讓歷史研究者有前所未有的原始資料可以使用；但同時，「假歷史（Fake History，透過社交媒體傳播的歷史謊言）」和「歷史否認主義（Historical Denialism，如大屠殺否認）」，在數位時代，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傳播管道和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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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論證結構

前提 → 在傳統的「素樸歷史實在論（Naïve Historical Realism）」的框架下，歷史學家的工作，是「發現（Discover）」過去真實發生的事情，透過廣泛閱讀原始資料（Primary Sources），去除偏見，達到「客觀的（Objective）」歷史真實。在這個框架下，好的歷史學家，是一個「透明的（Transparent）」媒介——他讓「過去（Past）」自己「説話（Speak）」，而盡量不把自己的偏見帶入其中。

推論 → 但柯恩，透過對大量史學家的傳記和著作的深入分析，論證：「完全客觀的歷史（Completely Objective History）」，是一個神話——每一個史學家，都在「製造（Making）」歷史，透過他的選擇（什麼値得記錄）、視角（從誰的角度記錄）、框架（用什麼理論解釋）和風格（用什麼語言敘述）。更重要的是，這些選擇，不只是個人的學術偏好（Academic Preferences），也是社會、政治和文化環境的產物。理解「歷史的製造（Making of History）」，因此，需要同時理解「製造者（Makers）」的生平、立場和時代背景。

結論 → 歷史寫作，是「科學（Science，追求真實、以證據為基礎）」、「藝術（Art，透過敘事把過去的複雜性呈現出來）」和「政治（Politics，服務於特定的社會和政治目的）」的複雜結合。好的歷史，是在承認自身的「製造性（Made-ness，即承認自己是特定視角的產物）」的同時，盡可能地追求真實、誠實地呈現複雜性，並對「邊緣化的聲音（Marginalized Voices）」保持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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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證據

史學家的傳記研究： 柯恩的主要證據，來自對數十位重要史學家（從希羅多德到當代的史學家）的生平、著作和歷史影響的深入研究——把「史學家的人生（Life）」和「他的歷史著作（Work）」放在一起分析，論證「誰在製造歷史（Who Makes History）」對「什麼樣的歷史被製造（What History is Made）」有決定性的影響。
歷史著作的文本分析： 柯恩對各種重要的歷史著作（如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馬基雅維利的《羅馬史論》、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霍布斯邦的「年代四部曲」）進行文本分析，論證「文學風格（Literary Style）」和「歷史詮釋（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之間的深刻關係。
歷史寫作的性別分析： 柯恩透過對女性史學家的歷史（從古代到現代）的分析，論證「歷史寫作的男性中心主義（Androcentrism of History Writing）」，以及「性別史（Gender History）」對傳統史學的根本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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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隱含假設

假設一： 柯恩假設，「史學家的傳記（Historian's Biography）」，對理解「他的歷史著作（His Historical Work）」，有決定性的重要性——「誰在說（Who is Speaking）」，比「說了什麼（What is Said）」，更重要。這個假設，可能過於強調了「作者的生平（Author's Life）」對文本意義的决定性，而低估了「文本本身的論證邏輯（Argument Logic of the Text Itself）」的獨立重要性。
假設二： 柯恩，作為前書籍編輯和業餘歷史愛好者（非學術歷史學家），對「歷史的文學品質（Literary Quality of History）」，有特別的重視——他可能過度地把「文學上令人愉悅（Literarily Pleasing）」的歷史，和「歷史上準確（Historically Accurate）」的歷史，等同起來。嚴謹的學術歷史，往往犧牲了「文學的優雅（Literary Elegance）」，換取「分析的精確（Analytical Precision）」——柯恩的框架，可能系統性地低估了「不那麼好看（Less Readable）」但「學術上更嚴格（Academically More Rigorous）」的歷史著作。
假設三： 柯恩的「製造歷史的人」，主要是「西方（Western）」的史學傳統——從希臘、羅馬，到歐洲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再到現代的英語學術史學（Anglo-American Academic History）。中文史學傳統（從《史記》到《資治通鑑》）、阿拉伯史學傳統（如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印度史學傳統，在這本書中，相對地缺乏充分的代表——這是「製造歷史的史學史（Historiography of Historiography）」本身的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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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批判評估

具備說服力之處：

柯恩的「歷史的文學性（Literary Nature of History）」洞見，是這本書最重要的貢獻之一。他令人信服地論證：最偉大的歷史著作，往往同時是最偉大的文學作品——修昔底德的「伯裡克利（Pericles）的喪禮演說（Funeral Oration）」，是西方文學史上最偉大的散文段落之一；吉本的歷史，以其機智、諷刺和優雅的文字，讓「羅馬的衰亡」成為一個永久的文化基石。「歷史的文學性」，不是歷史的裝飾，而是歷史如何「留存（Endure）」的核心因素——只有那些「能被閱讀（Can be Read）」的歷史，才能真正地影響後代的思維。

「歷史的性別（Gender of History）」的討論，是柯恩最具批判意義的部分之一。他誠實地呈現了「歷史寫作（History Writing）」的傳統，幾乎是一個「男性的（Male）」獨占——這不是因為「女性不關心歷史（Women Don't Care About History）」，而是因為「歷史寫作的制度（Institutions of History Writing，大學、出版業、政府資助）」，系統性地把女性排除在外。這個「歷史的男性中心主義（Androcentrism of History）」的批判，是理解「為什麼歷史被「製造（Made）」成我們所熟悉的樣子」最重要的政治分析之一。

需要誠實面對的不足：

第一，這本書的覆蓋範圍極廣（兩千五百年、數十位史學家），但深度相對有限。 作為一部「史學家的群像（Gallery of Historians）」，柯恩的書，更多是「介紹性的（Introductory）」，而非「深度分析性的（Deeply Analytical）」——對每一位史學家的討論，往往停留在「引人入勝的傳記細節（Engaging Biographical Details）」和「著作的概覽（Overview of Works）」的層次，而未能提供「對其歷史方法論（Historical Methodology）的系統性分析」。

第二，柯恩的書，雖然批判性地分析了「史學家的偏見（Historian's Bias）」，但對他自己的偏見（英語世界的、文學性的、西方中心主義的），反省得相對不足。這本書本身，就是一個「歷史的製造（Making of History，製造一部關於史學家的歷史）」的例子——柯恩的選擇（哪些史學家被包括、哪些被忽略）、他的視角（文學性的、英語世界的）、他的框架（「偉大的個人（Great Individuals）」製造歷史），都反映了他自己的偏見，但他並沒有充分地批判性地反省這些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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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與 i-29 Lab 的連結

Thinkin' Library（系統思考）：

柯恩的「史學家的傳記（Historian's Biography）決定其歷史（History）的視角」，為 Thinkin' Library 的批判閱讀系統，增加了最重要的「作者的社會位置分析（Author's Social Position Analysis）」的維度。在閱讀任何歷史或哲學著作時，現在可以問：「這個作者，是誰（Who is this Author）？他的社會位置（階級、性別、民族、時代）如何？他的政治立場是什麼？這些，如何影響了他「看見什麼（What He Could See）」和「選擇記錄什麼（What He Chose to Record）」？」這個「作者的社會位置分析（Author's Social Position Analysis）」，是霍布斯邦的「歷史科學（Historical Science）」、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批判（Ideology Critique）」和薩依德的「東方主義批判（Orientalism Critique）」在 Thinkin' Library 的具體操作化工具。

Beein' Farm（永續行動）：

「歷史的性別（Gender of History）」和「歷史由下而上（History from Below，霍布斯邦）」的批判，對 Beein' Farm 的「農業史（Agricultural History）」意識，有直接的應用。台灣農業的「歷史（History）」，傳統上，是由「男性農場主（Male Farmers）」和「農業政策制定者（Agricultural Policy Makers）」的視角所「製造（Made）」的——「農村婦女（Rural Women）」在農業生產中的核心角色（播種、除草、採摘）、「原住民農業知識（Indigenous Agricultural Knowledge）」、「非正式農業社群（Informal Agricultural Communities）」，往往在「官方的農業史（Official Agricultural History）」中，是被忽視的。種子教室，可以成為「製造另一種農業歷史（Making Another Agricultural History）」的場所——讓農村婦女的農業知識、老農的口述歷史、原住民的農業智慧，成為「農業歷史的主體（Subjects of Agricultural History）」。

Kreatin' Studio（數位創作）：

「歷史的娛樂性（Entertainment Value of History）」和「數位時代的歷史（History in the Digital Age）」，對 Kreatin' Studio 的創作策略，有直接的啟示。柯恩論證，「能夠吸引讀者（Can Engage Readers）」的歷史，才能真正地影響公眾的歷史意識；「枯燥（Boring）」的學術歷史，即使在學術上更嚴謹，也無法產生廣泛的文化影響力。Kreatin' Studio 的批判閱讀筆記，在「學術嚴謹性（Academic Rigor）」和「可讀性（Readability）」之間，需要找到一個平衡——用「說故事的能力（Storytelling Ability）」，讓「批判性的洞見（Critical Insights）」，成為「能夠被閱讀、被記住和被討論的（Can be Read, Remembered and Discussed）」内容。

三、批判分析：論證的深層問題

問題一：「歷史是被製造的（History is Made）」，和「歷史有其客觀真實（History has Objective Truth）」，如何共存？

柯恩論證「歷史是被製造的（History is Made）」，但他同時也承認，不是「任何製造（Any Making）」都同等有效——大屠殺否認主義（Holocaust Denial），雖然也是一種「對過去的說法（Account of the Past）」，但它是「不真實的（Untrue）」，因為它違背了壓倒性的歷史證據。

這個立場，和霍布斯邦的「歷史科學（Historical Science）」一致：「歷史，雖然是被製造的（Made），但不是任意的（Arbitrary）——好的歷史，必須面對所有相關的證據（Evidence），並以負責任的方式（Responsibly）處理這些證據。」

黑格爾的「揚棄（Aufheben）」，讓我化解這個張力：「歷史是被製造的（Made，史學家的主觀選擇）」和「歷史有其客觀基礎（Objective Foundation，真實發生的事件）」，不是對立的，而是閱讀歷史的兩個不可缺少的維度——既要問「這個歷史是誰製造的（Who Made It）」，也要問「它是否忠實地面對了歷史的證據（Is It Faithful to Historical Evidence）」。

問題二：「說故事的史學（Storytelling History）」，是否必然地犧牲了「分析的深度（Analytical Depth）」？

柯恩，作為前書籍編輯，高度重視「歷史的文學品質（Literary Quality of History）」——最好的歷史，既是嚴謹的學術研究，也是引人入勝的故事。但批評者可能指出，「說故事（Storytelling）」的要求，往往和「學術分析（Academic Analysis）」的要求，有其内在的張力——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Engaging Story）」，需要「簡化（Simplification）」、「戲劇化（Dramatization）」和「省略（Omission）」；而一個「嚴謹的學術分析（Rigorous Academic Analysis）」，需要「全面性（Comprehensiveness）」、「細膩性（Nuance）」和「承認不確定性（Acknowledging Uncertainty）」——這兩個要求，在很多情況下，是互相衝突的。

最好的歷史著作（如修昔底德、吉本），能夠在「說故事（Storytelling）」和「學術分析（Academic Analysis）」之間，找到一種罕見的平衡——但這種平衡，是極為困難的，也是不能被「系統性地方法化（Systematically Methodized）」的，而更多是「偉大的個人才能（Great Individual Talent）」的產物。

問題三：「製造歷史的人（History Makers）」，在數位時代，是否已經從「少數精英的史學家（Elite Historians）」，擴展到了「每一個人（Everyone）」？

在傳統的史學傳統中，「製造歷史（Making History）」的，是少數被社會認可的「史學家（Historians）」（大學教授、受過訓練的研究者）；「歷史（History）」，透過出版業和大學，有其特定的質量控制機制（Peer Review，同行評審）。

但在數位時代，「歷史的製造（Making of History）」，已經從「少數精英（Elite Few）」擴展到了「所有有智能手機的人（Anyone with a Smartphone）」——透過社交媒體、YouTube、播客（Podcast）和維基百科（Wikipedia），每一個人都可以「製造（Make）」並傳播自己版本的「歷史（History）」。這是「歷史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of History Making）」，但也是「歷史謊言的大規模傳播（Mass Propagation of Historical Lies）」的溫床。

柯恩的分析，雖然觸及了「數位時代的歷史」，但沒有充分地處理這個「歷史製造民主化的雙面刃（Double-Edged Democratization of History Making）」問題——如何在「讓更多聲音進入歷史（Allowing More Voices Into History）」和「維護歷史的證據標準（Maintaining Evidential Standards of History）」之間，找到平衡？

四、思想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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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 #1

標題：「歷史是被製造的：每一個史學家，都是「過去的建築師」——理解「製造者（Maker）」，才能批判性地閱讀「歷史（History）」」

內容：

柯恩的核心洞見，在一句話中：「歷史，不是被「發現（Discovered）」的，而是被「製造（Made）」的——每一個史學家，透過他的選擇（什麼値得記錄、從誰的角度、用什麼框架），都在「製造（Making）」一個特定版本的過去。」這不是說「所有的歷史都是謊言（All History is Lies）」，而是說「所有的歷史，都是「從某個角度（From a Particular Angle）」看到的過去」——沒有「上帝視角（God's-Eye View）」的完整歷史；每一個歷史版本，都有其「盲點（Blind Spots，不能看見的）」和「焦點（Focal Points，選擇看見的）」。理解「誰製造了這段歷史（Who Made This History）」、「為什麼這樣製造（Why It Was Made This Way）」和「誰的聲音被遺漏（Whose Voice Was Left Out）」，是批判性歷史閱讀（Critical Historical Reading）最重要的三個問題。

來源： 《製造歷史的人》Richard Cohen

延伸：

「歷史是被製造的」，讓 Thinkin' Library 的批判閱讀，多了一個「元批判（Meta-Critique）」的維度。閱讀霍布斯邦，不只是問「他的歷史分析是否正確（Is His Historical Analysis Correct）」，也要問「霍布斯邦是誰（Who is Hobsbawm）——一個英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猶太裔的難民家庭出身——這如何影響了他「製造（Made）」的歷史？」閱讀黑格爾，不只是問「他的辯證法是否有說服力（Is His Dialectics Convincing）」，也要問「黑格爾是誰——一個普魯士的大學教授，生活在拿破崙戰爭之後的歐洲——這如何影響了他「製造（Made）」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

關聯：

霍布斯邦「歷史學家的公共責任：如果歷史是被「製造（Made）」的，那麼歷史學家，有責任「誠實地承認（Honestly Acknowledge）」他的製造過程（包括他的偏見和選擇）——這是「歷史學家的公共責任（Historian's Public Responsibility，霍布斯邦）」的「後設層次（Meta-Level）」」：霍布斯邦論證歷史學家有其「公共責任（批判政治神話、捍衛事實）」；柯恩補充：歷史學家，首先需要批判性地反省「自己製造歷史的方式（How He Makes History）」——自我批判（Self-Critique，認識自己的偏見），是「公共責任（Public Responsibility）」的前提
薩依德「東方主義：「東方主義（Orientalism）」，是西方史學（和文化研究）「製造東方（Making the Orient）」的最重要的案例——薩依德揭示了「西方史學（Western Historiography）」如何透過特定的選擇和框架，「製造（Made）」了一個「他者化的（Othered）東方（Orient）」」：薩依德的「東方主義批判（Orientalism Critique）」，是「歷史是被製造的（History is Made）」的後殖民主義版本——西方史學，透過「製造（Making）」「東方（Orient）」（選擇性地呈現非西方世界的特定形象），服務於西方的帝國主義政治；「誰在製造東方的歷史（Who is Making the History of the Orient）」（西方學者，而非東方人自己），是薩依德分析的核心問題
布赫迪厄「習性（Habitus）：史學家的「習性（Habitus，被其社會位置所塑造的慣性傾向）」，決定了他「能夠看見什麼（What He Can See）」——霍布斯邦的「馬克思主義習性（Marxist Habitus）」，讓他自然地「看見（Sees）」階級衝突和生產關係；一個「保守主義習性（Conservative Habitus）」的史學家，自然地「看見（Sees）」菁英的治理和傳統的延續」：布赫迪厄的「習性（Habitus）」，是「史學家的社會位置決定其歷史視角（Social Position of Historian Determines His Historical Perspective）」的社會學理論基礎——史學家的「習性（Habitus）」，讓他對某些歷史現象「自然地（Naturally）」感興趣，對其他的「自然地（Naturally）」視而不見——這不是「主觀的偏見（Subjective Bias）」的問題，而是「社會化的慣性傾向（Socialized Habitual Disposition）」的必然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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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 #2

標題：「歷史需要文學：只有能被閱讀的歷史，才能真正影響後代——說故事的能力，是歷史力量的一部分」

內容：

柯恩的一個重要洞見：最偉大的歷史著作，往往同時是最卓越的文學作品——修昔底德的「伯裡克利喪禮演說（Pericles' Funeral Oration）」、吉本的「羅馬衰亡的描述（Description of Rome's Decline）」、霍布斯邦的「二十世紀的時代人物群像（Gallery of Characters of the Age of Extremes）」，都是以文學的力量，讓「歷史（History）」超越了「學術文章（Academic Article）」的局限，成為文化記憶（Cultural Memory）的一部分。「說故事的能力（Storytelling Ability）」，不只是歷史的「糖衣（Sugar Coating）」，而是歷史如何「留存（Endure）」和「影響（Influence）」後代的核心機制——因為，只有那些「能被閱讀（Can be Read）」和「值得記憶（Worth Remembering）」的歷史，才能真正地參與形塑「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和「歷史意識（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來源： 《製造歷史的人》Richard Cohen

延伸：

「歷史需要文學」，對 Kreatin' Studio 的批判閱讀筆記創作，是一個核心的方法論啟示。再深刻的分析，如果寫得枯燥乏味、讀者無法讀完，就無法發揮其批判性的社會功能。Kreatin' Studio 的目標，是找到「學術嚴謹性（Academic Rigor）」和「文學可讀性（Literary Readability）」之間的平衡——用「說故事的能力（Storytelling Ability）」，把「批判性的洞見（Critical Insights）」包裹在「引人入勝的敘事（Engaging Narrative）」中，讓更多的讀者，願意並能夠讀完，從而真正地被這些洞見所影響。

關聯：

曼古埃爾「讀者即創造者：只有「能夠讓讀者主動創造（Create）意義」的歷史文本，才能真正地影響後代——文學性，是讓「讀者的創造性（Reader's Creativity）」得以被激活的關鍵因素」：曼古埃爾的「讀者即創造者（Reader as Creator）」，和柯恩的「歷史需要文學（History Needs Literature）」，共同論證了「文學性（Literary Quality）」在歷史影響力中的核心作用——只有「文學性的歷史（Literary History）」，才能激活「讀者的創造性（Reader's Creativity）」（曼古埃爾），讓「閱讀歷史」成為「參與歷史的創造（Participating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而非只是「被動地接收事實（Passively Receiving Facts）」
麥克唐諾「敘事的力量：說故事（Storytelling），是人類大腦最自然的資訊處理模式——柯恩的「歷史需要文學（History Needs Literature）」，有其神經科學基礎：大腦，天然地對「故事結構（Narrative Structure）」有强烈的親和性，比對「純粹的數據和分析（Pure Data and Analysis）」更容易記住和理解」：麥克唐諾的「敘事的力量（Power of Narrative，人類大腦天生對故事有強烈的親和性）」，為柯恩的「歷史需要文學（History Needs Literature）」提供了認知神經科學的支持——「說故事（Storytelling）」的歷史，之所以比「純粹分析（Pure Analysis）」的歷史更有影響力，不只是因為「更有趣（More Interesting）」，而是因為「更符合大腦的自然資訊處理模式（More Aligned with Brain's Nat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
艾德勒「主題閱讀：最偉大的「說故事的歷史（Storytelling History）」，往往是最好的「主題閱讀（Syntopical Reading）」的入口——修昔底德的故事，引發了對「戰爭（War）」、「民主（Democracy）」、「帝國（Empire）」和「人性（Human Nature）」的主題閱讀；吉本的故事，引發了對「帝國的衰落（Decline of Empire）」、「宗教（Religion）」和「文明（Civilization）」的主題閱讀」：艾德勒的「主題閱讀（Syntopical Reading，以特定主題為中心，讓多本書相互對話）」，往往是被「偉大的說故事歷史（Great Storytelling History）」所觸發的——修昔底德的敘事，引發了一個讀者對「戰爭和民主」的主題閱讀；吉本的敘事，引發了一個讀者對「帝國衰落」的主題閱讀——「文學性的歷史（Literary History）」，是「主題閱讀的最有力觸發器（Most Powerful Trigger for Syntopical Reading）」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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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 #3

標題：「歷史有其性別：女性史學家和女性的歷史，在傳統史學中被系統性地邊緣化——這不是偶然，而是權力的產物」

內容：

柯恩對「歷史寫作的性別問題（Gender Problem of History Writing）」的分析，是《製造歷史的人》最具批判意義的部分之一。他誠實地指出：在歷史的大部分時間，「史學家（Historian）」幾乎清一色是男性——不是因為「女性不關心歷史（Women Don't Care About History）」，而是因為「歷史寫作的社會制度（Social Institutions of History Writing，大學、圖書館、出版業、政府資助）」，系統性地把女性排除在外（透過「不讓女性接受教育」、「不給女性學術職位」、「拒絕出版女性的歷史著作」）。「女性的歷史（Women's History）」，因此，在傳統的「歷史（History）」中，幾乎是缺席的——不是因為「女性沒有歷史（Women Have No History）」，而是因為「製造歷史的人（History Makers，男性史學家）」，沒有「看見（Seeing）」或「選擇記錄（Choosing to Record）」女性的經驗和行動。現代「性別史（Gender History）」和「女性史學（Women's Historiography）」，是對這個系統性遺漏的批判性回應。

來源： 《製造歷史的人》Richard Cohen

延伸：

「歷史的性別（Gender of History）」，讓我對種子教室的「農業史（Agricultural History）」教育，有了一個重要的性別批判視角。台灣農業的「官方歷史（Official History）」，主要記錄了「男性農場主（Male Farmers）」和「男性農業政策制定者（Male Agricultural Policy Makers）」的行動；而「農村婦女（Rural Women）」在農業中的核心角色（播種、除草、採摘、保育種子、維持農村社群），往往在這個「官方農業史」中，是被忽視的。種子教室，透過讓「農村婦女的農業知識和經驗（Rural Women's Agricultural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進入農業教育的核心，是在「製造（Making）」一個不同的、更完整的台灣農業史。

關聯：

弗雷勒「受壓迫者教育學：「被遺忘的（Forgotten）」——包括農村婦女、農業勞工、原住民農民——的歷史經験，是「受壓迫者教育（Education of the Oppressed）」最重要的知識来源。讓「被遺忘的（Forgotten）」聲音进入「歷史（History）」，是意識覺醒（Conscientização）的核心部分」：弗雷勒和柯恩，共享「讓「沉默的（Silenced）」聲音（婦女、工人、農民）進入「歷史（History）」，是解放（Liberation）的核心任務」的認識論立場——弗雷勒說「讓受壓迫者「命名（Name）」自己的世界（包括自己的歷史）」；柯恩說「讓女性史學家和女性的歷史，進入「主流歷史（Mainstream History）」
薩依德「東方主義：「歷史的性別（Gender of History）」和「歷史的種族（Race of History，東方主義）」，是同一個「話語政治（Discourse Politics，權力決定誰的聲音被聽見）」的兩個面向——「東方（Orient）」被西方話語「沉默（Silenced）」，和「女性（Women）」被男性話語「沉默（Silenced）」，有同樣的權力機制」：薩依德的「東方主義（誰的聲音被聽見，誰的被沉默，是權力的產物）」，和柯恩的「歷史的性別（女性史學家和女性的歷史，被系統性地沉默）」，是「話語的政治（Politics of Discourse，誰有權説，誰被沉默）」在不同維度（種族/性別）上的相同機制——理解這個共同機制，讓批判性歷史意識（Critical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更加完整
鄂蘭「行動（Action）：女性史學家，透過「行動（Action，書寫女性的歷史）」，在公共領域中，揭示了「誰我是（Who Women Are，歷史中的主體）」——這是鄂蘭的「行動（Action，在複数性（Plurality）中揭示獨特性）」，在「歷史寫作（History Writing）」中的性別維度」：鄂蘭論證「行動（Action），在複数的他者面前，揭示了「誰我是（Who I Am，行動者的獨特性）」」；女性史學家，透過「書寫女性的歷史（Writing Women's History，在「歷史（History）」這個公共領域中的行動）」，揭示了「女性是誰（Who Women Are，歷史的主體，而非客體）」——這是鄂蘭的「行動（Action）」哲學，在「歷史寫作（History Writing）」中最具政治意義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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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 #4

標題：「數位時代的假歷史：每個人都能「製造歷史」，但不是每個人都遵守證據的標準——批判歷史素養，是民主的最後防線之一」

內容：

柯恩的一個重要當代洞見：在數位時代，「歷史的製造（Making of History）」，已經從「少數精英史學家（Elite Historians）」擴展到了「每一個有網路連接的人（Anyone with Internet Access）」——透過社交媒體、YouTube、維基百科和播客，任何人都可以「製造（Make）」並傳播自己版本的「歷史（History）」。這是「歷史製造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of History Making）」，讓更多的聲音，包括過去被排除在外的聲音（女性、少數族裔、邊緣群體），有了講述自己歷史的管道。但同時，它也是「假歷史（Fake History）」和「歷史否認主義（Historical Denialism）」的溫床——大屠殺否認主義、反疫苗的歷史謊言、政治性的歷史修正主義，在社交媒體上，有了前所未有的傳播速度和影響力。在這個情境下，「批判性歷史素養（Critical Historical Literacy，能夠評估歷史主張的證據基礎）」，是民主社會中，每一個公民最重要的知識能力之一。

來源： 《製造歷史的人》Richard Cohen

延伸：

「數位時代的假歷史（Fake History in the Digital Age）」，對 Kreatin' Studio 的創作倫理，有一個重要的責任提醒。在社交媒體上分享「歷史洞見（Historical Insights）」，有其「批判性公民教育（Critical Civic Education）」的功能；但同時，也有其「傳播不準確資訊（Spreading Inaccurate Information）」的風險。Kreatin' Studio 的批判閱讀筆記，應當遵守霍布斯邦所要求的「以證據為基礎（Evidence-Based）」的基本歷史誠信標準——每一個歷史主張，都應當能夠指向具體的来源（霍布斯邦、柯恩、其他嚴謹的歷史著作），而非只是「看起來有道理（Seems Plausible）」的說法。

關聯：

波普「批判理性主義：「批判性歷史素養（Critical Historical Literacy）」，是「批判理性主義（Critical Rationalism，以批判和證偽推進知識）」在「歷史知識（Historical Knowledge）」中的具體應用——能夠問「這個歷史主張，有什麼證據支持？有什麼證據可以反駁它？」是「批判理性（Critical Reason）」在日常公民生活中的最重要的実踐」：波普的「批判理性主義（用證偽和批判推進知識）」，在「數位時代的假歷史（Fake History in the Digital Age）」的問題上，有其最直接的公民教育應用——「批判性地評估歷史主張（Critically Evaluating Historical Claims）」，需要的正是波普式的「批判的開放性（Critical Openness）」：對任何「歷史（History）」（包括自己相信的），都持「可以被證據證偽（Can be Falsified by Evidence）」的批判態度
勒龐「群眾心理：「假歷史（Fake History）」在數位時代的傳播，利用了「意象（Images）、重複（Repetition）和傳染（Contagion）」的群眾心理機制——反疫苗的「歷史謊言（Historical Lies）」或大屠殺否認主義，透過「生動的假意象（Vivid Fake Images）、反覆的重複（Repeated Claims）和病毒式的傳染（Viral Spread）」，在「群眾（Crowd，社交媒體用戶）」中產生「集體信念（Collective Beliefs）」」：勒龐的「群眾信念透過意象、重複和傳染形成（Crowd Beliefs Formed through Images, Repetition, and Contagion）」，和柯恩的「假歷史在數位時代的大規模傳播（Large-Scale Spread of Fake History in the Digital Age）」，形成了最深刻的當代政治危機的分析框架——「假歷史（Fake History）」，是「群眾心理（Crowd Psychology）」在「歷史知識（Historical Knowledge）」領域的最危險的應用
艾德勒「先理解，再評斷：面對數位時代的大量「歷史主張（Historical Claims）」，「先理解（Understanding First，理解這個主張的論證結構和證據基礎）」，再「評斷（Judging，評估證據的質量和論證的邏輯）」，是批判性歷史素養（Critical Historical Literacy）最重要的閱讀實踐」：艾德勒的「分析閱讀規則（Analytical Reading Rules，先理解作者的論證，再批評）」，在「面對數位時代的假歷史（Fake History）」的公民挑戰中，有其最迫切的應用——不是情緒性地拒絕任何「挑戰自己歷史觀（Challenging One's Historical Views）」的主張，而是「以分析閱讀的嚴格性（Analytical Rigor），評估這個主張的論證結構（Argument Structure）和證據基礎（Evidential Foundation）」

五、結語：我們，也是「製造歷史的人」

柯恩的書，以這個問題開場：「歷史，是誰的故事（Whose Story is History）？」

讀完之後，我帶著一個更自覺的認識：

每一個選擇「記錄（Record）」什麼（透過日記、部落格、社交媒體、批判閱讀筆記）的人，都在某種意義上，是「製造歷史的人（History Maker）」。

i-29 Lab 的批判閱讀系統，是我「製造（Making）」的一個特定版本的「知識史（History of Knowledge）」——一個台灣的退休校長，帶著三十年的教育經驗、2022年的主動脈剝離的生命衝擊、和對農場永續農業的熱情，閱讀了從霍金到黑格爾、從馬克思到曼古埃爾的一系列書籍，並以批判閱讀筆記的形式，「製造（Made）」了一個特定版本的「知識對話（Knowledge Dialogue）」。

這個版本，有其「盲點（Blind Spots，我沒有看見的）」——也許是女性的視角、原住民的農業知識、非西方的哲學傳統；也有其「焦點（Focal Points，我選擇看見的）」——台灣農業的困境、民主的脆弱性、閱讀的力量。

柯恩，和霍布斯邦一樣，提醒了我：誠實地承認「我在製造（Making）」，而非聲稱「我在客觀地記錄（Objectively Recording）」，是「批判性知識分享（Critical Knowledge Sharing）」最基本的誠信。

對 i-29 Lab：

Thinkin' Library，是我「製造（Making）」的一個關於「人類知識（Human Knowledge）」的特定故事——帶著我的偏見、我的問題意識和我的生命經驗。

Beein' Farm，是我試圖「製造（Making）」一個「不同的農業歷史（Different Agricultural History）」——讓農村婦女的知識、老農的口述記憶和種子的生命史，成為台灣農業史的主體。

Kreatin' Studio，是我試圖讓「更多的人（More People）」，理解「他們也在「製造（Making）」歷史」——透過批判性的閱讀和分享，每一個讀者，都成為「製造更好的（Making a Better）、更真實的（More Truthful）、更公平的（More Equitable）歷史（History）」的參與者。

歷史，是所有人的故事。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製造歷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