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鄉的檔案，卻是殖民者寫的：《臺灣文化志》批判閱讀筆記

——從一個在抽象的黑格爾與馬克思裡走了太久的人，終於低頭看見了褒忠腳下的土地，到這部記載著我家族土地前史的鉅著，再到那個最私密也最不安的事實：我故鄉最厚的一本檔案，是一個日本殖民官員為了更好地統治我們而寫下的

摘要

伊能嘉矩的《臺灣文化志》，是日治時期日本民族學家伊能嘉矩（1867-1925）畢生田野與文獻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於他逝世後的1928年出版。這是第一部系統性、百科全書式地試圖記載台灣作為一個文化—歷史整體的鉅著，涵蓋了漢人的拓墾開發史、清代的統治制度、層層疊疊的土地制度（大租戶、小租戶、佃農）、原住民各族的分類與習俗、教育、宗教、產業（樟腦、糖、稻米）、對外關係。伊能在台灣總督府任職期間，進行了長達十多年的田野調查，被後世譽為「台灣學」的奠基者之一。對一個在抽象的哲學裡走了太久、又出身雲林褒忠農家的人而言，這部書是一次返鄉，它記載著塑造了我家族土地的、台灣土地制度與農業文化的深層歷史。但這次返鄉卻是透過一個陌生人、一個殖民者的眼睛：伊能在日本領台的那一年來到台灣，他細膩記載「我們」，部分地是為了讓總督府能更好地統治我們。這因此是我所有閱讀裡最私密、也最不安的一次返鄉。

一、前言與書籍資訊

讓我先說一個我自己都有點驚訝的事：我在抽象的世界裡走得太久了。這幾十本批判閱讀，我和黑格爾的絕對精神、馬克思的階級、康納曼的認知系統、蒙格的思維柵欄，相處了好久好久。它們是壯闊的、普世的、抽象的，我談自由、談揚棄、談資本、談批判思考。然後，我翻開了《臺灣文化志》，而它把我的頭輕輕地按了下來，讓我第一次認真地看見了我腳下的這塊土地。

不是抽象的「土地」，是褒忠的土地，是我阿公阿媽在耕者有其田的年代一分一分買下的那塊田，它底下那層層疊疊的、清代以來的土地制度（大租戶、小租戶、佃農）的深層歷史，是塑造了我的家族、我的農村、我這個人的、台灣這塊土地真實的、被記載下來的前史。讀皮凱提時，我談我阿公阿媽買得起田的那個歷史時刻；讀馬克思時，我談耕者有其田這場理性的狡計。但那些都還是隔著理論的，而《臺灣文化志》給了我那塊田底下實實在在的歷史地層，它告訴我，在耕者有其田之前，台灣的土地是怎麼一層一層被開墾、被分割、被擁有、被耕作的。這是我家族故事的地質學。所以這是一次返鄉，一次從抽象的雲端回到褒忠泥土的返鄉。

但讀著讀著，一個讓我坐立難安的事實浮了上來。寫下這部我故鄉最厚的檔案的人，不是台灣人，是伊能嘉矩，一個日本人，一個在1895年、日本領台的那一年來到台灣的日本民族學家，一個在台灣總督府任職、他細膩的田野調查部分地是為了讓殖民政府能更有效地統治我們的人。這就是我的不安：我故鄉最厚、最系統、最不可或缺的一本檔案，是殖民者寫的。而我，一個台灣農夫的孫子，該怎麼讀這本由殖民者為我的土地寫下的、既輝煌又不可或缺、卻又浸透了殖民凝視的書？

這個處境我並不陌生。我讀黑格爾的《世界史哲學》時就面對過一次——一個歐洲哲學家，把我所屬的亞洲打發成「停滯的、歷史之前的」存在；那時我選擇了揚棄，用他自己的工具切掉他的傲慢，保留他的洞見，奪回我的主體位置。而現在，同樣的揚棄要再做一次，只是這一次更近、更痛——因為黑格爾談的是遙遠的世界歷史，而伊能談的是我腳下的這塊土地，是我阿公阿媽流過汗的這片田。這篇筆記因此是一場最私密的揚棄：我要帶著感激接過伊能這份不可或缺的、為我故鄉所做的記載，同時帶著清醒看穿那記載背後殖民者的凝視，最終作為一個土地的兒子，把書寫我自己故鄉的權利重新奪回到我自己手裡。

書籍資訊。《臺灣文化志（全新審定版）》（日文原版《台湾文化志》），伊能嘉矩（Ino Kanori，1867-1925）著。伊能是日本民族學家、人類學家，1895年來台，任職台灣總督府，進行長達十餘年的田野調查，被譽為「台灣學」奠基者之一。本書於1928年、他逝世後出版。我在2026年讀它，是在大量抽象哲學與經濟學之後，返身回到我自己腳下的、台灣這塊土地的歷史，也想面對一個不安的事實——這份記載是一位日本殖民學者寫的，我該如何讀它。

二、筆記核心

核心命題

台灣作為一個文化—歷史的整體，有其可被系統地記載、研究與理解的豐厚內涵——從漢人的拓墾、清代的統治制度、層層的土地關係，到原住民各族的文化習俗、產業的興衰、宗教與教育的演變。伊能嘉矩以十餘年的田野調查與龐大的文獻蒐集，論證並建構了這個命題：台灣不是一個沒有歷史、沒有文化的邊陲化外之地，而是一個有著複雜歷史層次、值得被嚴肅學術記載的文化實體。然而這個建構，是在日本殖民統治的脈絡下、由一位為殖民政府服務的學者完成的——它既是一份不可或缺的、保存了大量珍貴史料的學術鉅著，也是一種「認識被殖民者以便統治」的殖民知識生產。一句話收束：這是一本既讓台灣第一次被系統地「看見」、卻又是透過殖民者的眼睛被看見的書——它記載了我的故鄉，也凝視了我的故鄉。

重要概念

台灣作為知識的對象。 伊能的鉅大貢獻，是把台灣從一個被清帝國視為邊陲、缺乏系統記載的「化外之地」，建構成一個可以被百科全書式地、學術地研究與記載的「文化實體」。在他之前，沒有人如此系統地把台灣的歷史、制度、族群、習俗、產業，整合進一部完整的著作。
田野調查的方法。 伊能不只倚賴文獻（方志、檔案），更親自進行長達十餘年的田野調查，尤其深入原住民部落，記錄他們的語言、習俗、社會組織。這種「親臨現場、實地記錄」的民族學方法，在當時是先進的，也為他的記載提供了文獻之外的、第一手的豐厚材料。
漢人拓墾史。 書中詳盡記載了漢人移民如何一波波渡海來台、開墾土地、建立聚落的歷史——這是台灣作為一個漢人移民社會，如何在這塊土地上一寸一寸地被「拓墾」出來的過程。
層層疊疊的土地制度。 清代台灣獨特的土地制度——「大租戶」（擁有土地原始開墾權、向官府納糧者）、「小租戶」（向大租戶承租、實際掌握土地經營者）、「佃農」（向小租戶承租、實際耕作者）——形成了一塊土地上多層的權利與租佃關係。這是理解台灣土地與階級結構的關鍵，也是日後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所要處理的歷史遺產。
原住民的分類與記載。 伊能對台灣原住民各族進行了系統的分類與民族學記載。這是他最重要、也最具爭議的工作——它保存了大量珍貴的原住民文化資料，卻也是在當時演化論人類學與殖民「理蕃」的框架下進行的，帶著那個時代的分類眼光。
殖民的知識生產。 一個必須被點明的脈絡：伊能任職於台灣總督府，他的研究與殖民統治的需要密不可分——「認識被殖民者」（他們的習俗、組織、土地關係），是為了「更有效地統治被殖民者」。這份學術，誕生於殖民權力的內部。

論證與證據（前提 → 推論 → 結論）

前提 → 在伊能之前，台灣缺乏一部系統性的、整合性的歷史與文化記載——清帝國的方志零散而局限，西方的記述片面而表淺；台灣作為一個文化—歷史的整體，尚未被「系統地看見」。

推論 → 伊能透過十餘年的田野調查與龐大的文獻整合，論證台灣的歷史與文化是可以被嚴謹地記載、分類、研究的——漢人的拓墾、清代的制度、土地的關係、原住民的文化，都可以被納入一個完整的知識體系。他用實證的材料，把「台灣」建構成一個可知的、有內涵的對象。

結論 → 因此《臺灣文化志》成了「台灣學」的奠基之作，它第一次讓台灣作為一個文化實體被系統地、學術地「看見」。但這個「看見」是在殖民的脈絡下、透過殖民者的眼睛完成的——它既是一份保存了無數珍貴史料、不可或缺的學術遺產，也是一種服務於殖民統治的知識生產。它的價值與它的問題是同一個來源：一個外來的、有權力的、有學養的觀察者，對一塊他正在協助統治的土地所做的全面凝視。

證據。 伊能的證據是這部書最厚實、也最珍貴的部分——龐大的文獻蒐集與長期的田野記錄。他以方志與檔案文獻為據，大量蒐集、整理清代的地方志、官方檔案、私人記述，把零散的史料整合進系統的記載；他以田野調查為據，親臨原住民部落與漢人聚落，第一手記錄語言、習俗、社會組織、土地關係；他以實物與地理踏查為據，對地理、聚落、產業做實地考察。要誠實說明：這些證據的價值無可取代，許多伊能記錄下來的東西，特別是某些原住民族在劇烈變遷前的文化樣貌，若沒有他的記載可能就永遠失傳了；但這些證據也都經過了伊能那個時代、那個位置的篩選與詮釋框架，他「記錄什麼、怎麼分類、如何詮釋」，無一不帶著日治初期殖民民族學的眼光。證據是珍貴的，但盛裝證據的那個框架需要被清醒地檢視。

隱含假設

殖民凝視是中立學術。 全書隱含了「精細的田野與嚴謹的分類，是一種中立的知識」的假設。但薩依德的東方主義會指出，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認識」從來不是中立的——「知道你」是為了「統治你」；這份誕生於總督府內部的學術，本身就是一種權力的工具。
記載＝本真傳統。 書寫把清代土地制度呈現為一套固定、本真的「傳統」。但霍布斯邦的「被發明的傳統」、柯恩的「歷史是被製造的」提醒：這套被記載的制度，其實是一條流動河流的一張快照，甚至可能是殖民國家為了便於統治（清丈、課稅）而參與凝固、塑造出來的。
書寫者的位置被隱去。 由一個外來的日本學者來「定義」台灣是什麼、台灣的歷史是什麼，這個書寫的位置本身就排除了台灣人自己作為「書寫主體」的可能；台灣在這部書裡是被書寫的客體，而非書寫的主體。

三、批判評估

具備說服力之處。 不可取代的史料保存，是這部書最無爭議的價值。伊能以驚人的勤勉，記錄、整合、保存了大量關於台灣歷史、制度、族群、習俗的第一手與文獻材料，其中許多特別是某些在日後劇烈變遷中消失或轉變的文化樣貌，若沒有他的記載，今天的我們可能就再也無從得知。光是這份「為台灣留下一份厚實檔案」的功績，就讓這部書成為任何想理解台灣的人無法繞過的源頭。而系統性的建構視野，是它的方法論貢獻：伊能第一次把台灣從一堆零散的方志與印象，整合成一個可以被系統研究的「文化整體」，這個「把台灣當成一個值得嚴肅學術對待的對象」的視野，本身就為後來的台灣研究奠定了基礎。

需要誠實面對的不足。 第一，也是最根本的——殖民凝視與知識／權力的糾纏。這部書誕生於台灣總督府內部，它的學術與殖民統治的需要密不可分。薩依德的東方主義會尖銳地指出：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認識」從來不是中立的，「知道你」是為了「統治你」；伊能對原住民的分類、對漢人社會的剖析，無論多麼精細，都同時是一種權力的工具，它把台灣人放在了「被觀察、被分類、被統治的客體」的位置。第二，原住民記載的框架問題。伊能對原住民的記載雖保存了珍貴資料，卻是在當時演化論人類學與殖民「理蕃」的框架下完成的，它的分類眼光、它對「蕃」的定位，帶著那個時代把原住民視為「待開化的、演化階序較低的」的偏見；今天的我們必須帶著後殖民的清醒，去分辨哪些是可貴的記錄、哪些是該被批判的框架。第三，誰的台灣？由一個外來的日本學者來「定義」台灣是什麼，這個書寫的位置本身就排除了台灣人自己作為書寫主體的可能。

四、批判分析（深度詰問）

問題一：伊能的記載，既是不可取代的史料，又是殖民的知識工具——我該感激他，還是該批判他？

這是我讀這部書時，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都放不下的張力。一方面，我對伊能有真實的感激：沒有他十餘年的勤勉田野與龐大文獻整合，台灣許多歷史與文化的樣貌，特別是某些原住民族在劇變前的文化，可能就永遠失傳了，他為我的故鄉留下了一份無可取代的厚實檔案。另一方面，我對伊能有清醒的批判：這份檔案誕生於殖民權力的內部，他「認識台灣」與總督府「統治台灣」的需要密不可分，薩依德會提醒我，這份精細的學術本身就是一種權力的工具。

那我該感激，還是該批判？我的和解，是艾德勒加上黑格爾——先理解，再評斷，然後揚棄。先理解（艾德勒）：在我急著用「殖民工具」這四個字把這部書打發掉之前，我必須先充分地理解它真實的、不可取代的學術價值；用意識形態的反射（「殖民者寫的，所以不可信」）去輕易否定，是弱義的、廉價的，它會讓我丟掉一份無可取代的、關於我自己故鄉的檔案，那是一種文化上的自殘。再評斷，然後揚棄（黑格爾）：但理解它的價值，不等於接受它的框架；我要做的正是我對黑格爾歐洲中心主義做過的——否定它殖民凝視的框架（把台灣人當成被統治的客體、把原住民放進演化階序），保存它不可取代的記載（那些珍貴的史料與田野），並把它提升進一個新的位置：一個由台灣人自己作為主體，來使用、來重新詮釋這份檔案的位置。所以我既感激又批判，而這不矛盾——我感激那份「材料」，我批判那個「框架」；我接過殖民者留下的磚，但我要用我自己的手蓋我自己的房子。

問題二：伊能記載的「傳統土地制度」，是台灣真實的傳統，還是被殖民的目光凍結、定型出來的一個切片？

伊能詳盡記載了清代台灣「大租戶、小租戶、佃農」那層層疊疊的土地制度，我讀著幾乎要把它當成「台灣土地的、真實而固定的傳統」，當成我家族土地故事的堅實地基。但霍布斯邦教過我警惕「被發明的傳統」，柯恩教過我「歷史是被製造的」，所以我得追問：伊能記載的這套「傳統土地制度」，是台灣土地關係真實、固定的本來面貌，還是一個外來的、有權力的觀察者，在某一個歷史時刻，把一套本來流動的、爭議的、不斷變化的土地關係凍結、分類、定型出來的一個切片？甚至這個「定型」本身，會不會就是殖民國家為了便於統治（清丈土地、確立產權、課稅）而參與塑造出來的？這個追問很重要，因為它關係到我會不會把一個「被建構的過去」誤當成「本真的傳統」，然後在它之上建構一個浪漫的鄉愁。

我的和解是：把伊能的記載當成「一個有價值的切片」，而非「一個固定的本真」。伊能的記載，誠實地說，是一張在特定時刻（日治初期）拍下的、關於台灣土地制度的快照；這張快照極有價值，它讓我看見了那個時刻的土地關係，但我必須記得，照片裡那個看似固定的制度，其實是一條流動的河流被快門凝固的一瞬——在它之前土地關係是別的樣子，在它之後它又會被耕者有其田徹底改變，而拿著相機的是一個殖民者，他選擇了從哪個角度、拍下哪一刻。所以我用伊能的土地史理解我家族土地的前史，但我不把它當成一個「台灣土地本來就該如此」的、不變的傳統。土地的歷史是流動的、被製造的、被爭奪的，而我阿公阿媽的那塊田，正是這條流動的河流到耕者有其田那個彎時沖積出來的一塊新生地。

問題三：我說 Kreatin' 要「從裡面、從土地裡」書寫台灣——但「土地的兒子」這個身分，真的讓我的書寫比伊能更可信嗎？

這是我對自己最誠實、也最不留情的一問。我前面說，伊能從外面、從上面、帶著殖民凝視書寫台灣，而我一個土地的兒子要從裡面、從泥土裡書寫我自己的故鄉，這是從客體到主體的解放；這個對比很動人。但布朗與基里的強義批判思考，逼我把刀也轉向我自己：「土地的兒子」這個身分，真的讓我的書寫自動地比伊能更客觀、更純淨、更可信嗎？

誠實的答案是：不。因為柯恩教過我，每一個書寫歷史的人，無論是殖民者還是土地的兒子，都在「製造」歷史而非「複製」歷史。伊能有他殖民的偏見，而我這個土地的兒子有我自己的偏見——戀鄉的偏見、把自己的根浪漫化的偏見、為了對抗殖民敘事而把台灣建構成一個純淨美好神話的民族主義偏見。霍布斯邦會提醒我：「被發明的傳統」不只殖民者會發明，被殖民者在尋找自己認同的過程中也會發明，而後者往往更動人、更難察覺、也更危險，因為它包裹著「為自己的土地正名」的正當外衣。所以我的和解是：去殖民的書寫，不是用「土地兒子的純淨」去取代「殖民者的偏見」，那只是用一種偏見換另一種偏見；真正的去殖民書寫，是帶著對「我自己也有偏見」的清醒，盡可能誠實地書寫這塊土地。這意味著 Kreatin' 書寫台灣時要同時做兩件事：一，奪回主體的位置（不再讓殖民者定義我的故鄉）；二，對自己的主體性保持強義的批判（不把我的戀鄉當成不容質疑的真理）。我要從泥土裡書寫，但我也要時時把我從泥土裡長出的那些情感放上批判的篩盤，問一句：這是真實的台灣，還是我渴望的台灣？這才是一個土地的兒子最成熟、也最誠實的返鄉書寫。

五、i-29 深度連結

Thinkin' Library／《生命，是最長的學期》：這是我家族土地的地質學，但我得透過殖民者的眼睛去讀它。

這部書是 Thinkin' Library 一次最特別的返鄉——從抽象的雲端回到褒忠的泥土。讀皮凱提、讀馬克思時，我談我阿公阿媽的土地，但那還隔著理論；而《臺灣文化志》給了那塊田底下實實在在的歷史地層——大租戶、小租戶、佃農那層層疊疊的土地制度，正是耕者有其田之前台灣土地的樣貌。它告訴我，我家族的土地故事不是憑空的，它座落在一部數百年的、被記載下來的台灣土地史之上，這是我家族故事的地質學。但這次返鄉逼我做一次最私密的揚棄：這份記載是殖民者寫的，而我一個土地的兒子該怎麼讀它？我選擇了我在讀黑格爾歐洲中心主義時學會的那套揚棄——帶著感激接過伊能這份不可取代的記載，帶著清醒看穿那記載背後殖民者的凝視，最終把書寫我自己故鄉的權利奪回到我自己手裡。而《返鄉的螺旋》在這裡有了一個新的層次：我曾在天真意識期無意識地繼承了某種被殖民、被外來者所定義的、關於台灣歷史的眼光（包括那種「台灣沒什麼歷史文化」的自我貶低），而讀懂並揚棄伊能，正是命名世界期最深的工作之一——我不再透過殖民者的眼睛看我自己的故鄉，我要用我自己的眼睛，重新看見、重新命名這塊生我養我的土地。

Beein' Farm／《當校長遇見農場》：伊能用文字記載的農業文化，我要用種子讓它活著。

《臺灣文化志》記載了台灣深層的農業與土地文化——拓墾的歷史、土地的制度、稻米與糖與樟腦的產業、漢人與原住民的農耕方式，這正是 Beein' Farm 所繼承的、那條看不見的根。而 Beein' Farm 與伊能的工作形成了一個深刻的對照與接續：伊能把台灣的農業文化記載成了「文字」（一份檔案、一個過去式的記錄），而 Beein' Farm 要做的是讓那份農業文化重新成為「活著的生命」——種子保育，正是把伊能記載為「歷史」的東西（傳統的作物、在地的農法、土地的智慧）重新種回土裡，讓它在當下繼續生長、繼續繁衍。伊能保存的是標本，Beein' Farm 培育的是生命：一個是把活的文化做成了檔案（這是殖民民族學的特徵——把被殖民者的文化凍結、分類、收藏），一個是把檔案裡的文化重新喚回成活的（這是土地的兒子對自己根的、活的傳承）。而對伊能記載的原住民農耕智慧，Beein' Farm 要帶著最深的尊重去學習——不是把它當成「演化階序較低的」標本（伊能的框架），而是當成這塊土地上最古老、最深的生態智慧（後殖民的、平等的學習）。

Kreatin' Studio／《讀萬卷書之後》：伊能從外面、從上面書寫台灣；Kreatin' 要從裡面、從土地裡書寫台灣。

伊能給了 Kreatin' 一個關於「誰書寫誰」的、最深刻的倫理課題。伊能書寫台灣是「從外面、從上面」——一個外來的、有殖民權力的學者，俯視著、分類著、定義著這塊土地與土地上的人，台灣人在他的書寫裡是被觀察的客體。而 Kreatin' 要做的是一種「從裡面、從土地裡」的書寫——一個土地的兒子，從褒忠的泥土裡長出來、帶著阿公阿媽的汗味與記憶，書寫他自己的故鄉；這是弗雷勒意義上的，從「被書寫的客體」變成「書寫的主體」的解放。Kreatin' 的使命之一因此是一種去殖民的知識生產——不是要否定伊能（他的記載不可取代），而是要在他的記載之上，加上一個他永遠給不了的視角：土地的兒子，自己的、有血有肉的、有體溫的聲音。但 Kreatin' 也要記得一個誠實的警惕（這是布朗與基里的強義批判思考，與柯恩的提醒）：「土地的兒子」這個身分，並不自動地讓我的書寫比伊能更客觀、更純淨；我也會「製造」歷史，我也可能把我的故鄉浪漫化成一個民族主義的神話。從外面書寫有殖民的偏見，從裡面書寫也有戀鄉的偏見；Kreatin' 要追求的，不是用一種偏見取代另一種，而是帶著對自己偏見的清醒，盡可能誠實地書寫這塊土地。

六、結語與整合

伊能嘉矩，在台灣的土地上走了十餘年。他記錄、分類、整合，為我的故鄉留下了一本最厚的檔案，然後在1925年回到日本離世，三年後這部《臺灣文化志》才正式問世。讀完它，我帶著一種凜中帶暖的、複雜的心情，坐在褒忠的田邊。凜的那一面：我清醒地知道，這份輝煌的記載是殖民凝視的產物，它把我的祖輩放在了被觀察、被統治的客體位置，它的精細本身就是一種權力。暖的那一面：我也深深地感激，沒有這個陌生人的勤勉，我故鄉許多歷史與文化的樣貌可能就永遠失傳了，他為我的土地留下了一份我繞不過、也丟不掉的厚禮。而在這凜與暖之間，我找到了一個土地之子最成熟的姿態——揚棄。我不憤怒地把這本「殖民者的書」丟掉（那是文化的自殘，會讓我失去一份關於我自己的、無可取代的檔案），我也不天真地把它全盤接受（那會讓我繼續透過殖民者的眼睛看我自己的故鄉）；我做的，是接過殖民者留下的這些磚——那些珍貴的史料、那些不可取代的田野記錄——然後用我自己的手，作為一個土地的兒子，蓋我自己的房子：一座由台灣人自己作為主體，重新看見、重新詮釋、重新書寫的、關於這塊土地的房子。

對三部曲的最終整合。

《生命，是最長的學期》，以這場最私密的揚棄書寫一個土地之子的返鄉：透過陌生人的眼睛認識自己的故鄉，再奪回書寫自己的權利；從天真意識期被外來者定義的眼光，走到命名世界期，用自己的眼睛重新看見褒忠的土地。

《當校長遇見農場》，伊能把台灣的農業文化記載成了文字（標本），Beein' Farm 要用種子保育讓它重新成為活著的生命；對伊能記載的原住民農耕智慧，帶著後殖民的平等與尊重去學習，不是當作演化階序較低的標本，而是當作這塊土地最古老最深的生態智慧。

《讀萬卷書之後》，以去殖民的知識生產定位 Kreatin'：從裡面、從泥土裡書寫台灣，奪回書寫的主體，同時帶著強義的自我批判，警惕自己戀鄉的、民族主義的偏見，不用一種偏見取代另一種偏見。

褒忠的黃昏，退休校長坐在田邊，手裡攤著伊能這本厚厚的、寫於一百年前的書。他讀著書裡關於這片土地的拓墾、關於大租戶與小租戶、關於他祖輩流過汗的這塊地的歷史。他對那個一百年前的、勤勉的日本陌生人，輕輕說了一聲謝謝——謝謝你為我的故鄉留下了這份檔案。然後他合上書，望向自己腳下的田，望向遠處褒忠的燈火。他知道，接下來這本書，該由他這個土地的兒子來繼續寫了。伊能用陌生人的眼睛看見了我的故鄉，而我要用一個土地之子的眼睛、雙手與種子，讓我的故鄉重新看見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