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不是超人！從導護困境，深度解析台灣教育現場的制度性問題

前言：當校門口的風景，成為一場無解的拉鋸戰

每天清晨，校門口那輛呼嘯而過的汽車、學生們嬉鬧奔跑的身影，以及站在路口指揮交通的導護老師，共同構成了台灣校園最日常的一幅風景。然而，在這份看似和諧的景象之下，卻隱藏著一道難以言喻的裂痕—一場關於「老師值導護」的無解爭議。

這份爭議，不僅僅是關於老師職責與工作量多寡的討論。它更像是一面鏡子，映照出老師的辛勞、家長的焦慮，以及制度設計上的模糊地帶。當我們聚焦於個別衝突，例如「老師不為學生撐傘」、「家長質疑校園安全」時，我們往往忽略了問題的核心：這場拉鋸戰，從來都與對錯無關，而是源於一個缺乏明確規範的系統性困境。

這篇文章，將從一個宏觀視角，深度解析這場導護爭議。我們將超越情感的對立，從老師與家長的真實心聲出發，最終指向一個根本性的解決方案：導護工作的「法制化」。我們相信，只有透過制度性的改革，才能真正為孩子、為老師、為家長，撐起一把更堅實、更合理的安全保護傘。

一、當老師的專業，被繁雜瑣事消磨殆盡

當我們把目光從爭議本身移開，傾聽老師們的心聲，會發現他們所承受的壓力，遠超乎想像。

過勞的教學現場：一位老師曾無奈地對我說：「如果能單純教書，不要站導護，我會更喜歡這個身分。」這句話揭示了老師們普遍的困境：他們的精力被行政雜事、研習、導護等非教學工作無止盡地瓜分。教學，這個本該是老師的核心專業，反而成為時間表上的一個片段。
無權無勢的「導護」：老師C的案例更是一針見血。他因未主動為學生撐傘而被家長指責，心中的不滿最終化為一句無奈的反問。這凸顯了導護工作的尷尬處境：老師身負維護安全的責任，卻缺乏法律賦予的公權力，既要承擔風險，又要面對家長不合理的期待，處境極其被動。

老師們的無奈，歸根究柢，源於他們的核心價值未被充分尊重。當導護工作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附帶任務」，老師們的專業光環便在日復一日的瑣碎中逐漸黯淡。

在家長們的觀點中，我們看到了兩個核心關注點：禮貌與安全。

對「禮貌」的過度投射：家長A對老師「擺臭臉」的指責，反映出社會對老師作為「品德模範」的傳統期待。這種期待本身無可厚非，但當它演變為情緒化的批評，並將個體行為擴大至整個教師群體，便會加劇親師之間的隔閡。
對「安全」的深層擔憂：家長B對學生在校門口安全隱患的質疑，是所有家長最真實且可以理解的焦慮。然而，學校的回覆雖然積極邀請家長加入志工，卻未能直接回答「我們將採取什麼具體措施」這個核心問題。這顯示出親師雙方在溝通上的錯位，信任因此難以建立。

這場雙方的拉鋸，揭示了問題的癥結點：制度的模糊，導致了責任的轉嫁。當法律與規範未能提供清晰的界線，老師與家長便在「誰該負責」的泥沼中掙扎。

要根本性地解決這場爭議，我們必須將「導護」從一個模糊的「潛規則」，轉化為一個有法可循、有責可歸的制度。這不是一蹴可幾，而是一個需要中央、地方與學校三方協同合作的系統工程。

最根本的解決方案，是由教育部主導，在《國民教育法》的框架下，制定更細緻的行政規則或子法。這將是台灣校園導護制度的「法制化元年」。

縣市政府教育局應在中央法規的基礎上，制定地方性導護自治條例。

在中央與地方規範的指引下，學校應本於權責，制定校本導護實施辦法。

「老師值導護」的議題，歸根究柢，叩問的是學校、老師、家長三方如何同心協力，共創福祉。

唯有透過更開放的對話、更積極的參與、更真誠的協商，我們才能跳脫僵化的對立，從「指責」轉向「解決」，從「爭議」走向「共識」。

我深信，當每一位參與者都願意放下成見，共同推動這場制度性的變革，我們不僅能減輕老師的重擔，更能為孩子們建造一個真正安全、友善、和諧的校園樂土。這份努力，不僅是為了導護，更是為了我們下一代，一個更美好的教育未來。